3.华中工作经验初步总结

（一）对敌伪斗争的经验一九四○年以前我在华中不占主导地位，未被敌方重视。敌当时以对顽为主，几次大举“扫荡”苏北，使韩、李两部［32］损失甚重。但我军在苏南打敌的成绩不坏，开始引起了敌寇注意。敌一面发传单警告新四军将士应知道北伐时期受蒋利用打北洋系，蒋成功以后即屠杀共产党，现在不要再上蒋之当，盲目抗战；一面向我苏南军队致送定期决战书，反对所谓卑鄙行为，而且到处宣传新四军无勇气正面决战，只会偷摸的杀人放火等。此时的教训是过分予敌刺激和暴露了自己，形成了苏南局面的困难，但这对于渡江以后对敌战略有进攻的作用。这是一九四○年以前敌以对顽为主，以对我为辅的初期状态。

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一年是华中大磨擦时期。敌寇采取放任政策，两不妨害，让顽、我扭打下去。敌寇对韩重视，对我轻视之用意显然。项英同志不懂得具体分析这个形势，说敌寇要阻止其渡江，是错误的。事实上大江两岸过渡极为自由，敌寇不加阻止的。第二次黄桥决战，李守维与我大军廖战三日，泰兴敌寇派队进至黄桥西门外十五里地，观战两天，不前进妨害我军。李明扬、陈泰运两部亦如此。形成四种力量井列，而两方苦打、两方观战的奇局。我方胜利，彼等即撤退，如我败退，彼等必出来最后收拾我军。

这是敌寇对国共磨擦的放任观战时期。此时期使我们开始学习如何去利用和扩大敌、顽的矛盾。

第三时期是敌寇以对我为主而助顽反我的时期，时间在一九四一年到一九四二年。因为我在华中已由敌、顽、我之第三位。取顽地位而代之进到第二位，我与敌矛盾加重。敌大举向我“扫荡”，对顽不予妨害，转而采取助顽以反我的政策。此时期独立应敌，华北抗战经验对华中帮助甚大，使华中对敌经验向高级方面发展了一步。

第四时期是敌寇双管齐下，打击顽、我时期，时间在一九四二年末到一九四三年春。敌在半年之时间同时对韩德勤、李品仙、李明扬、陈泰运和对我第一、二、三、四、七各师先后举行大“扫荡”，规模是空前的，时间继续到二月以上。一面由于敌寇在第三时期专力对我搞不下，相持极苦；又由于我党二次”七七“宣言强调国共合作，国方亦散布政治解决之麻药，顽方大举东进，策动伪军反正进行很积极，伪军动摇。敌寇鉴于德国转入败局，自己在西南太平洋形势不佳，故大举“扫荡”以达到所谓安定”和平地带“（即汪伪地区）的目的。在这次反“扫荡”中，我、韩双方撤销了以前对立局面，开始反“扫荡”中的协作，”扫荡“结果，是韩德勤在敌后阵线总崩溃，客观上造成我在苏皖敌后的清一色。敌寇歼灭韩军万余，稳定了伪军，使顽方策反计划破产。而韩顽对我，初则俯首受缚，继则感恩释放，终则退出敌后。

［33］正确估计敌、顽、我三方面的具体形势，从敌、顽矛盾中趁机活跃加强自己。每一个时期要善于正确了解敌、顽企图，抓住主要一面，不要面面进攻，使自己枪法散乱。全局是敌、顽夹击的形势，而具体战局则始终只有一面战争，我应沉着应付，打破危局。这是应付敌、顽夹击的具体经验。最标本的是五师的例子。我五师地区几年来均处在敌、顽夹击的情况。敌寇沿江沿铁道有强固封锁和防守，我五师则在敌伪据点的侧近和外围。顽方依托其大后方向我逼近，企图逼我投入敌伪罗网之中；敌伪由据点出击，迫我转入顽军地区，以引起磨擦。我五师完全执行了灵活的攻守穿插战略，一面背靠敌区以对顽，另一面又背靠顽区以对敌。敌、顽绝难一致同时进攻，故我得利用其空隙以生存和发展。同时几年来敌寇向西大举进攻数次和“扫荡”大别山一次，客观上缓解了顽方进攻我五师的严重形势。同时李、汤大军控制中原、襄河两岸及陈诚、薛岳在江南［34］，均吸引敌寇之注意力，此一空隙亦予五师以生存发展的机会。同时五师地区皆系老苏区，干部多本地人，此一优越条件亦全国敌后各地所无，且领导甚强。这是五师长期在夹击情况中发展坚持的特点。

应付敌伪联合“扫荡”的经验。华中有大股伪军，通常是敌军三千人左右配合伪军万余出动“扫荡”。伪军迷信敌军实力，形同狐假虎威。敌军利用伪军，恰似如虎添翼。其进攻队形分两种，第一种敌伪混合编组，第二种敌伪各占一翼。我军应付方策是：予敌以打击以动摇伪军信心，予伪军以打击以减低敌寇对伪军的信任。因此应具体分析每一反“扫荡”战的形势，或专打伪军，或专打敌军，这样造成敌伪相互抱怨，扩大敌伪的矛盾，而最终达到击败敌军、制服伪军的目的。因此斗争的结果，敌寇与我军损失通常都不大，而最苦的是伪军，如是伪军必转而求我。这就是善于区别敌伪，利用敌伪矛盾的主要经验。如苏中地区有一时期专打伪军，愈逼愈反，乃造成伪军死心塌地帮助敌人。华中伪军与我斗争多半反复无常，时和时战。伪军靠利用敌我矛盾求生存，我靠利用敌伪矛盾以坚持，敌则驱遣伪军以厄我。

因此我军应认识到敌伪是一个体系的敌人，但仍然在策略上战术上区别其间有民族的不同，利害、地位的不同。明乎此，便可知无不可争取之伪军；即是打仇了的，亦可言归干好，供我之利用的。

反“扫荡”之战略战术一般经验是：敌寇优势在于集中“扫荡”，而分散防守是弱点。我军之优势在于分散游击，而集中驻扎乃我之切忌。敌寇之分进合击，我则分散穿插。敌寇集中火力企图压碎我一点，我则事先转移，让其扑空，而转头陷敌之空隙。我之分散游击带经常性，但必须懂得组织必要的集中突击。敌之集中亦不是经常性，而其分散则带固定性。对敌大小“扫荡”不能一味硬打，但亦不能不打。“扫荡”初期、中期主力应避战，而施行地方武装、民兵的纠缠。“扫荡”末期则主力应趁机突击，以收复可能收复的地区。集中与分散，转移与穿插，突击与避战，应综合应用。主力、地方武装与民兵三者应适当配合，这是华中一般惯用的战法。在战略上应基本上把握抗战的长期性和敌后分散的游击性，只能在长期斗争中来改变敌我双方形势，即逐渐削弱敌人，积蓄自己力量，造成自己优势，以最后战胜敌人。

急躁性、冒险性、悲观失望均应随时纠正。强调实施统一战略意志之下的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战略上强调统一和各兵团的协调，战术上战场上的指挥一般不宜多所干涉，而充分发挥下级的创造性、机动性。

在华中敌前有国民党强大武装汤、李、顾三部，在敌后有我新四军的强大力量。我在敌后，国在正面，形成对敌寇的夹击。因此敌寇在华中全盘战局仍以国方为主要对手，我在全局说处在空隙和次要地位，此为华中“扫荡”不如华北严重的一大原因。另外华中沿江沿海重要财富均落敌手，我军所得的地方仍然是一些偏僻农村，故敌寇也不以全力来争（苏中、苏南除外），此为第二原因。第三，敌寇在华北几年来用了全力，未将八路军搞下，因而也觉得新四军也是不易搞的。八路军在华北的坚持对新四军有掩护作用，正如苏中、苏南的坚持对华中全局有支撑点的作用一样。第四，敌寇依赖华中大股伪军作为其巩固的助手，这些伪军予敌军以帮助，而敌伪矛盾却形成供我利用的空隙。第五，华中根据地和军队发展在后，学得华北一些经验和最初在苏南的经验，没有不计后果地予敌以打击和破坏，工作方面采取一些比较隐蔽的办法，敌寇重视华中不如华北，重视新四军不如八路军，这也是华中情况较为缓和的一个原因。以上五点加上其他一些敌我双方原因，造成华中局面比较安定。六年来我军根据地均保持巩固而发展的形势，这个形势能保持至反攻时期则最好。

（二）对顽斗争经验顽方对我的政策可分为以下几个时期：

（1）顽方的分化溶解政策。一九三八年到一九四○年，顽方还梦想经过叶挺关系分化新四军，又看着新四军与八路军步调不同，更增加其幻想。如果当时军部有正确的策略领导，本可乘顽方的幻想之际，自己可以假意佯装而放手在一、二年之内首先占领华中阵地，惜乎项、袁把假人情当作真朋友，忘记了自己立场而在各方面丧失时机。顽方以后见叶挺不受其利用，分化新四军无望，乃于一次反共高潮后，针对新四军准备其第二次高潮，而决定了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

（2）顽方武装进攻时期。此时期前一阶段顽方是企图以其敌后力量独立解决新四军，对八路军南下部队防御，对新四军采取攻势。其失败在过分轻视新四军，不知道新四军改换了，策略转变了。后一阶段正面计划，汤、李二十万大军东进增援苏鲁，而敌后顽军则采顽抗固守的围寨政策，形成顽我在敌后的堡垒对峙局面。时在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二年。

（3）顽方对我的政治破坏、特工破坏、组织土匪游击骚扰、策动敌伪“扫荡”的时期，从一九四二年春到现在。这时期为顽、我双方政治对政治，游击对游击，堡垒对堡垒，民兵对土匪，斗争极为复杂。但敌寇之封锁，阻止了汤、李大军东进之企图；敌寇之“扫荡”，驱逐和削弱了顽方在敌后的反共力量。

顽方内部矛盾之利用是极复杂的一个策略问题。首先要有正确分析，不可一概视为同等程度的顽固分子。如利用韩德勤、李明扬的冲突解决苏北问题，这是利用了地方实力派与顽中央系统的冲突收得的效果。五师方面利用孙连仲（西北军）、王瓒绪（川军）与中央军的矛盾，利用了程汝怀鄂省地方实力与桂系（外地实力）的矛盾，亦达到了反顽战斗的若干便利。反之，彭雪枫在初期利用了何柱国与中央军的矛盾，利用了当地西北军失意军人对国民党中央的不满而便利了自己的发展。但到一九四一年自己力量膨胀，即很轻率向何柱国、马彪等进攻，堕入顽方奸计，以致他们团结对我，而造成自己的失败。又在江苏陈果夫当政，顾、韩系及复兴社［35］受

CC［36］打击，以后韩系当政，CC及李明扬亦受打击。我军过江，CC则采取利用新四军以打击韩德勤的政策，我军则慨然接受，向CC

伸出合作之手。在反韩斗争中，苏北地方CC

对我军帮助甚大，其首领张公任［37］因此受陈果夫的疑忌，电其到渝面谈，张因此愤怒病故。张如不死，形势逼迫有使苏北一部分CC左倾可能。

另一例子，韩在黄桥惨败后，利用霍守义［38］东北军与我之关系，以缓和我之进攻。我亦利用东北军旧关系（彼军对我颇以恩人自居，认为在西安事变前主张停止剿共对我有功），企图中立霍守义便利抗韩。霍则利用韩我冲突，依、违两可，以求生存。最近霍守义因跟韩走，脱离于学忠升任军长，大得利益。韩确受了霍之帮助。我在利用韩、霍间关系亦并未吃亏。项、袁在皖变前则不懂得利用川军与顾祝同之间的矛盾，堕入顾祝同挑拨川军与我之恶感的奸计中，造成孤立，也是皖变中失败应得教训之一。最后，桂系在全国范围内某一时期是以反蒋的地方实力派出现，故桂、蒋关系可供利用。

但在皖变后桂系企图作反共先锋以取悦于蒋，则这种利用成为不能。同时桂系与我关系恶化，还由于彼在我第二、五、七三个师包围中，大别山地区之争执，使彼此关系立于极尖锐地位，故极难改善；面桂系封建军阀之本质有时暴露得较蒋系更反动。然而桂系之部下却又有可以守中立的分子。如在路西与我二师对峙之曹师长［39］，因他在敌后不能二面作战，则极愿与我亲善。我第二师因见曹师凭险固守急切难下，亦采取双方休战以争取时间，来作训练部队和整风及地方建设工作等。总之，顽方内部党、政、军间均充满了各种矛盾，应懂得分析加以利用，以适合总的反顽的战略目的。

在战略战术的指导上，首先区别对顽与对敌的不同。而在军事上、政治上，反顽反敌都包含一个思想转变问题，没有政治准确、战术教育准备，必致转不过来。如高级司令员懂得这个转变，不一定中下级指挥员能够同时转变，下级战斗员群众更是如此。打日本的道理，打顽军的道理，先在政治上讲个清楚。打日本的战术，打顽军的战术，在军事上也先要讲个清楚，否则糊涂战与浪战均要失败。

顽方与我党从江西打起，如今打遍全国。这个”老朋友“有他长处，在于他的规模具备的军事机构，加上相当深入的反共教育，善于把抗日情绪组织到反共方面，装备训练均较我为好。其短处通常是军官的实力主义，不敢冒险牺牲。军官手中掌握大预备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