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游击运动

承认上面解释是合理的，我们可以来说明：第一，游击运动在中国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所谓游击是“来路货”［1］的说法，完全是不正确的。游击战争这种斗争方式在远古时代已为被压迫群众所发明、所创造，更是屡屡采用。我们设想，在农业社会环境中，广大农民受着剥削压迫到忍无可忍的时候，只有铤而走险，以自己劣势武器集合成为无组织的军队，所谓乌合之众来与压迫者搏战，这种战争要避免敌人的聚歼，必然采用流动滋扰的各种办法，而且逐渐使自己进步，走入正规。这说明游击运动一般产生于农业国家或者半殖民地国家。在先进的工业社会，人民有了更好的反抗武器，如罢课、罢市、罢工、武装暴动之类，一般也用不着游击战争，也难以掀起游击运动。

明白这一点，则知道游击战争只能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之下才能产生，其作用也受着限制，这可以纠正许多人中间那种游击万能以及诅咒游击的观点。第二，既然游击战争，其战术，其动作，其技能，其政治性质等，都受着一定的社会的政治经济条件所限制，则领导游击战争的人，他就要善于运用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自己能抓住的各种条件来组织游击进行斗争。凡在农村的斗争环境，广大人民的反抗情绪愈大，则愈容易进行游击战争以至提高到游击运动。因此，游击运动常常是由极简单粗疏而日益走向最高的发展阶段，①

这是陈毅在新四军第一支队干部会议上的报告节录。原文刊载于一九三九年九月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