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华中工作发展过程

（一）抗战初我们的力量一九三八年第一、二、三支队在岩寺集中时计六千人，枪二千余支，轻机枪只三挺。在江北高敬亭四支队计千三百余人。全军计八千人。其中长征后留下的红军游击队成分，江南闽、赣、湘各地共约二千人，以后和平实现后，陆续收容、招募计四千人；江北四支队老基础约六百人，抗战初期招募七百余人。当时各路游击队分散各方，政策转变的时间先后不同，特别当时项英同志对新形势认识不够，他本身表现由国共对立转入国共溶化的情绪，未积极放手吸收青年（怕特务）、吸收新兵（怕破坏国民党兵役法），又因经费困难，不敢搞大队伍等。地方党仅在徐州、上海开始了一些恢复组织的工作，而在农村中则有一大批出狱归田失联络分子，或系自新分子，在农村自动开始抗日工作。

华中工作的三个时期：

一九三八年一月东南分局及军部在南昌成立［27］，开始华中工作的新时期。以后工作发展，六年来可划分为二个时期。

甲、第一时期：从一九三八年初到一九三九年冬。此一时期是最好发展时期。南京、徐州、武汉三大城市相继沦陷，我党我军声誉突起，国民党限制不大，应大胆迅速东进向敌后发展，但当时则采取沿途停留，不愿脱离国民党区域，等待敌寇前进。应放手到敌后去解决人、枪、物和根据地问题，而当时则采取整训部队提出建军的精兵方针，把大批新旧干部留在皖南作训练教育工作，使敌后前线工作人手不够，而限制了自身发展。新四军是由各路”诸侯“、大小”股东“集合成军，自然在当时形成各种严重现象。项英不了解只有在政治上领导东进求得大发展，才能团结内部，说服同志，克服各种倾向，反而死死箍在皖南，必然是治丝益纷。对恩来同志三九年春传达中央指示后确定的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亦不具体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