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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央精兵简政指示及中央军委精兵建设指标,看成一般的裁兵,不论时间地点及具体情况,要求主力裁减,这种裁兵论的呼声已在地方工作人员中发现。
把精兵主义认为是扩大主力充实主力的机会,特别借此以编并地方武装,这种论调部分发现于正规部队的工作人员中。
精兵简政是需要裁汰老弱及缩并骈枝机关,结果是一方面并未认真实行必要缩减,某种程度的大后方主义,大行李主义,并没有根本改变。另一方面又有不分皂白缩减一切的倾向,把必要的机关和部门都不设法去保持和建立,以致影响工作之开展。4就是形式主义的了解精兵简政,忘记了提高工作效率和工作质量乃是中心环节。5借口所谓华中的特点,认为精兵简政只适用于华北而不适用于华中;又有在认为完全适用时,即机械执行,缺乏具体步骤及灵活执行办法。6在执行过程中大部分注意力集中于主力军和地方军,对地方武装及自卫军的努力仍不够,特别对军工生产的扩充,对旧武器的大量采取,则在认识上工作上均未有实际的转变。总之完整的了解中央指示,正确的执行中央指示,实际而具体的以执行情形按期上报,则一般缺乏,这是我们华中各地执行中央精兵简政及军事建设上的共同弱点。我们要求完整而正确地执行党中央的根据地建设方针,必须正确认识下列诸方面:
第一,中央指示的基本精神,在于指出敌后斗争的新阶段,和依据此新阶段所定出长期坚持敌后抗战的新方针。”由于日寇对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残酷’扫荡‘,及我军之人力、物力、财力及地区之消耗,使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敌我斗争进入新阶段。在这个新阶段中,我之斗争方针应当是无时间的长期斗争,分散的游击战,采取一切方式与敌人周旋,其目的,节省与保持自己的实力,不但是武装实力,而且是民众的实力,以待有利的时机。“这一指示是极为明显清楚的,告诉我们必须首先顾及长期斗争的需要,必须顾及民力为军力之泉源,军力为民力之掩护。在战役中战斗中应有的消耗和不惜牺牲,正是坚持长期斗争的必要条件,反之,为了坚持长期战争又要在使用力量时对战斗中的消耗必须十分谨慎,十分顾及实力(包括军力、民力)的保持。偏于任何一面,只站在哪一面讲话,或者把民力与军力对立,短期斗争与长期斗争截然分开均是不正确的。比如在某一根据地民力、财力、物力动员已达到饱和点,则此时则便不应再强调扩充和大规模动员,宜力求休养生息,即使是最短期的甚至暂时的休养生息均十分可贵。又比如在某一地区,民力、物力、财力的动用并未达到饱和点或距饱和点尚远,则此时期的迅速扩充和必需数量的动员仍是必要的,此时指导中心则应争取时间,在短期内完成自己实力的充分发展。又如在某一地区,当民力已十分枯竭而军力特别主力更形枯竭的时候,这时候则必须咬紧牙关,说服一切人民,指出保持主力的必要:
我们根据地是敌后根据地,无主力掩护则一切安定和秩序无从说起,且有立即沦陷,陷于不可恢复的危险,处这种情况,动员一切力量顾全主力,是党政军民应有的神圣职责,这种指导和决断常常千根据地斗争有转败为胜,转危为安的决定意义。估计华中根据地一般状况,则人力、物力、财力之动员和消耗,并未达到华北那样的高度,华中地区之开辟较迟两年,“扫荡”不如华北之频繁,在乡人口与入伍壮丁比例高者仅达百分之一,低者尚在百分之一以下。根据地物力、财力之储藏尚可以征用,裁兵论者,缩小论者是于此点缺乏调查研究的。另一面华中斗争日渐激烈,一般有紧步华北局面后尘的趋势。某些地区如苏南、苏中、鄂豫边区差不多与华北相埒,仅天然富源较优。另一面华中尚有强大反民主势力的存在,随时秣马厉兵,向我整装待发,我于分散游击战外应有大规模的自卫战准备。因此我们现有实力尚在数量上质量上均不够充分应付事变,特别在主力方面急需补充缺额,在地方武装方面则数量发展不大,这乃是华中的实际情况。地区特点论者,并不是真正认识这些特点,而是把这方面片面夸大,不知道华中斗争的长期性与华中根据地的趋向是与华北基本上相同,而中央指示在基本上也是全部适用的,此时提前注意到军力保存,人力、物力、财力的储蓄和正确配备,正有利于长期作战。中央根据华北经验给华中的指示,正是主观的正确指导,能有力地影响到今后斗争的客观发展前途,正是先见之明,能预见事变以防患未然。
说中央军事建设指示不适用于华中,借口华中特点,不愿实行必要的裁减,舍不得以一部主力地方化,仅片面强调主力之扩充,忽视地方武装,或强调地方武装重要忽视主力补充,无视敌后根据地游击性之加强和运动战之可能减少,不深切注意到人力、物力、财力之储蓄以及主力之正确使用,这种特点论当然与裁兵论、缩小论同陷于主观主义的泥坑之中。过去皖南特点论即片面夸大皖南特点,否认全国工作在抗战环境中的共通性,借以拒绝执行中央指示已遭受了历史的惩罚,这是不能再重复的教训。最后指出在地方工作同志中一般缺乏培养主力,爱惜主力,顾全主力的观点;在正规部队的工作同志中,缺乏对根据地人力、物力的爱惜的群众工作观点。这两种倾向不扫除,正确执行中央精兵简政及中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