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内容

一、敌后工作与反“扫荡”的经验教训敌后斗争的特点是在两个反“扫荡”之间进行工作，正如内战时期在两个反“围剿”之间进行工作一样，一切工作受着反“扫荡”的影响，且为其服务。

我军从连续不断的反“扫荡”战斗中，强大自己，壮大自己。军事建设工作，地方建设工作，全部都要受反“扫荡”的检验。我们的干部的指挥能力，我们根据地的抗战能力，乃至根据地各阶层人民的抗战政治面目，也同样受反“扫荡”的检验。故经常研究反“扫荡”的经验和教训，经常有反“扫荡”的准备，是我军在敌后的生活规律。故我们要谈几年来的实战经验，首先从反“扫荡”的经验谈起。

华中我军于民国二十七年［1］夏季挺进敌后，迄今将满四年。本军对敌伪战斗不下数千次，大小规模反“扫荡”战斗不下数百次。本军地区党政军民在民族抗战中所表现的英勇，产生了无数的可歌可泣的故事，有极伟大、极悲壮、极复杂、极残酷的战斗场面，非笔墨可以形容。不身处敌后，不亲历战斗的人，是不能体味其艰苦的。我党政军民几年来对国家民族是尽了他应尽的义务的。我军的战绩为敌后地区人民所赞许，为敌伪方面所惊惧，较之全国各抗日友军的战绩并无逊色；且有其本身毫无补充接济、又要忍受着反共磨擦的痛苦的特殊情形。完全依靠我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依靠全军指战员的政治的铁的团结，依靠人民的帮助，尤其依靠几万名指战员在前线的流血和英勇牺牲，这样去奠定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坚固基础，使敌伪的多次“扫荡”归于无效，其中的经验教训必须很好地总结起来。今天我只提出下列几点，作为扩大会讨论时的参考。

反“扫荡”斗争的具体形势是：在军事上敌强我弱，在政治上我强敌弱。

敌占城市，我占乡村，事实上是地域上的一种城乡的斗争。敌掌握了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的集中的优势，我掌握了战略上战役上战术上分散的优势。我身在敌后处在敌之大包围中，故我分散才能坚持和生存。敌据点密布，又处在我之分散的反包围中间，故敌要集中才能“扫荡”。分散以巩固其占领区，集中以“扫荡”其攻击目标，是敌之战略战术的指导原则。分散以削弱敌集中之优势，集中以突击敌分散的弱点，是我军反“扫荡”作战的有效战法。

这是历年来不断反“扫荡”指出的真理。此其一。

“扫荡”与反“扫荡”是连续不断地进行着的。此种情势决定了根据地巩固中的流动性，决定了部队正规化的游击性，决定了一切工作的集中领导的分散性。根据地几年来有了进一步的巩固，但其流动的形态是仍然存在着的。我们的部队力求正规化，但游击任务仍然是自己的主要任务。故在主力军说是以集团正规部队担任分散游击任务，在地方军说是以分散的游击部队要求走向必要的正规化。一切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工作，在部署上，必须有计划、有组织、有持久的布置，但又必须以分散方式付诸实施。一切工作打算应该是长期的打算；但每一阶段其任务之完成，则要善于争取时间，善于抓住可能机会去进行突击。时间稍纵即逝，乃至不能挽回。要求有相当①

这是陈毅在中共中央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军事建设》的第二部分，曾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五日华中局《真理》杂志第十八期上发表。编者在篇名前加了“华中”二字。

健全的后方，但反对大后方主义。要求有必要的工作机关，但机关应严格依照游击环境去建设；超过此限度的大机关，必受损失和挫败。每年夏收秋收是最好组织群众的时机，错过此时机，则一年光阴等于白费，必得推迟，等待第二年。“扫荡”未来前，一切应作反“扫荡”的打算，“扫荡”到来时，一切又应估计到“扫荡”终了的可能去部署。这是敌后环境的工作的规律。

此其二。

反“扫荡”的战役战术原则是：发展广泛游击战，但要反对轻率浪战。

主张积极行动，但反对盲目硬拚。主张突然袭击，但反对毫无准备及毫无计划。主张保持有生力量，但不疼惜应有的牺牲。主张进攻，进攻时反对冒险主义。主张转移，转移时反对逃跑主义。主张防御，防御时反对保守主义。

要学会隐蔽埋伏，而隐蔽埋伏是为了创造突击的机会，而不是埋枪卖马式的散伙收队。不取消攻坚，但攻坚最好用偷袭和长围，轻率从事，乃其切戒。

自己处在敌之包围中，对敌系内线作战，但力求转到敌人翼侧，争取内线的外线。对敌进攻，采用外线包围，但必须集中优势兵力，对敌实施集中的突破，争取外线的内线。主张分散作战，但不忘记争取有利的集中突击的机会。

主张集中突击，但随时具有能迅速分散的打算和处置。必须分散兵力进行对根据地的防卫，但反对分兵把口，以及平均使用兵力。必须独立自主，机断专行，但不得脱离统一的战略意志。主张战略意志的统一，但又不得妨害实施时的机断专行，相反的，更奖励不脱离上级意图的发挥和创造。这是以我军现有的兵种，对强大敌人，当着敌后农村环境，为了长期战争，争取最后胜利的一般的军事原则。每一个原则都有它的几个侧面，由几个侧面构成全面。侧面与全面常常构成矛盾，但不能顾了一个取消一个，而是要统一去理解它，去运用它。这就是历年来实战中指证出的正确的战略战术的原则。此其三。

“扫荡”未到之前，迷惑于一时的安定现象，容易产生太平观念，不重视敌伪动态，对敌伪进攻的轻视，忘记了敌后斗争的艰苦。此时领导方面，应提倡敌情观念，纠正松懈、麻木不仁的现象，不忌讳说明危险及困难，并估计着一切而指出克服的方法。当“扫荡”严重之际，受了损失和牺牲，这个时候兵慌马乱，容易产生悲观失望心理，甚至根本怀疑敌后抗战坚持的可能，根本怀疑中胜日败、苏胜德败的真理。此时领导方面，就要坚定不移，鼓励前进，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扫荡”未来前单凭主观愿望，想轰轰烈烈建设一切，布置一切，一切大城市的办法，都想搬到敌后农村中，你不答应他，他即感觉无事可做，无用武之地，以致失望消极不想再干。“扫荡”一来，又神经过敏，单凭主观的恐惧心理，便又取消一切，最好一个光人走路，或打埋伏去。太平时忘记了敌情严重的到来，敌情严重时。不了解敌之进攻受一定的时间地点的限制，不能沉着勇敢去维护自己的工作基础。这是敌后工作经常发生的偏向。此其四。

敌后斗争以及反“扫荡”斗争中，均应了解上面的各种偏向，加以预防和制止。上面各种倾向，都由于不能具体的正确的估计斗争形势，所以不“左”

就右或不右就“左”，几乎成为一种工作规律。善于预见事变预作纠正和补救，或使其不致发生，乃是领导方面的事情。

二、苏南反“清乡”斗争的初步总结敌人集中了两个师团及六七个师的伪军，于去年七月对苏常太地区进行“清乡”。江渭清［2］同志已经报告了我六师反“清乡”斗争的经验。我想这样的“清乡”办法，敌伪还会继续采用。这是一个严重的斗争，各根据地党政军民应该接受苏南反“清乡”的经验教训，并懂得应付它的办法。我们将有专门的总结文件发表，现在只提到更大的方面。

“清乡”运动最大的特点：敌人不仅是靠它的情况清楚，军事力量强大，特别是在政治上的布置，组织上的动员；各种守备队、清乡队、调查队、封锁队、特务组、保甲组的专门训练，费了三四个月的准备，拨出“清乡”

经费六千万等。这些部署与一般“扫荡”是不同的。特别更不同的是经过汪精卫出面所主持的。他们有十几年“剿共”的经验，敌寇加以利用。比如“清乡”委员会秘书长李士群［3］他是个叛徒，直接到前线协助“清乡”，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壁君［4］等也亲自到苏州助威。南京伪政府把“清乡”运动视为“和平建国运动”的试金石。如说：“‘清乡’运动的成败即和平运动的成败，即中日合作的成败”，这说明敌伪眼中“清乡”运动的政治作用。

同时强调所谓“和平清乡”、“不流血清乡”，在失败后又提出“长期清乡”

和“机动清乡”，更看出其政治欺骗作用，更看出敌寇汪伪在“清乡”运动上的配合作用。

因此，我们反“清乡”运动首重政治动员。着重在反“清乡”运动中，组织一致反对敌伪“清乡”的各阶层的统一战线。失掉任何抗日方面的同情，丢弃任何方面抗日力量而不动用，想单纯以自己的军事力量，或仅仅依靠主力部队的力量，必致失败无疑。我六师在反“清乡”运动中吃亏的原因，就是把这次敌人的“清乡”看为一般性的战术“扫荡”，看成仅仅是一个军事问题，忽略其政治作用，这是自己受损失的基本原因。另一面苏南的顽固派及地方顽固分子，顽化土匪和顽化伪军，以及其他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