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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准备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前一天,也就是四月三十日的傍晚,我和郝刚、张扬正在车间跟着以大师兄袁平为首的“新洗毛机生产线”安装组工作时,徐放和孔荻气喘吁吁地跑来,说我母亲不见了。吓得我两眼冒金星、一头栽倒!幸好身旁的张扬眼疾手快,一把将我抱住,才不至于跌倒。大伙儿围上来,向徐放和孔荻问清情况后,袁平二话没说,当机立断:下班,找人。
常青和庄重都是上海生、上海长的“上海通”,有他们三个人出面帮助找寻,我放心多了。我见郝刚面有难色,知道他仍住在办事处,赶回去还有一段路程;再说,明天是“五一劳动节”,厂里放假一天,他今晚肯定要和未婚妻秦玉琴有约,研究明天的假日活动。我就主动请他回去,找我母亲的事,有袁平他们几个,问题也不会太大。郝刚便就势应允说:“那也好,我回去顺便向办事处领导汇报,请领导也帮忙想想办法。”说罢,他就急匆匆地走了。
常青和庄重三个都是热心肠的人,平时我们之间的感情就不错,他们连晚饭也来不及吃,随同我和徐放、孔荻、张扬二话没说,找人要紧……我们一行七人,好在大家都有月票,乘车先来到梵皇支路1号宿舍,上得四楼来,四楼里灯火通明,见李文因着急又发病了,由大伙照应着躺在床上。周隽、费小曼等众多女孩子涌在李文床前,大伙儿一片慌张。当我和袁平等人一再问明情况后,袁平抱怨这里没有自行车,要是有几部自行车,找起人来就更方便了。
这时,我心乱如麻!还是袁平心细,陡然想起一件事,要我随他先去楼下门卫室,打了一通电话,周围公安派出所的电话号码,与火警的号码都贴在墙上。袁平一连挂了附近几个派出所的电话,人家都回答没有发现这样的老人。无奈再回到四楼后,他决定分三个行动小组向三个方向步行寻找:以常青为一组,带上徐放和孔荻,向余姚路方向找去;以庄重为二组,带上张扬与周隽,向梵皇渡路和曹家渡后街这一片查寻;袁平亲自带着我,向较远的静安寺方向巡视。留下费小曼等人,一来要照看李文,二来兼等门卫室的电话。
女生宿舍的两张条桌上,放满了各式各样的瓷碗、瓷盆,从职工食堂打回来的饭和菜,谁也没心肠吃。三批人急步下楼,出了大门,各自检查一下乘车月票,以备急需。于是,大伙赶到曹家渡,便分头向三个方向步行寻找。袁平和我急冲冲沿着去静安寺的一条大道向前探寻,直见一路上灯火辉煌,人流、车流在我俩眼前晃过。这人海茫茫的大都市,到哪里去寻找母亲啊?我和袁平在偌大的静安寺广场兜了一圈又一圈,真像大海捞针,令人一筹莫展。广场上有轨电车发出叮铃铃的响声,在嘈杂的声浪中尤为突出!袁平告诉我,要是我母亲误上了电车,麻烦就大了。平常,我和黄丽在晚上来过几次静安寺,那是闲逛、观赏,心情是愉悦的;今晚为了寻找母亲,我心如刀割、背如芒刺!我和袁平哪有闲情来欣赏静安寺的夜色风光?尤其是那街边的袖珍公园,不断勾起我一连串的美好追忆……
我和袁平在静安寺广场兜了两圈,凭袁平一口道地的上海话,问了交警、问了路人、问了有关商业店家。无一处能得到令人宽慰的肯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袁平提醒我,母亲不可能跑来这么远,有可能就在曹家渡附近周围的什么地方;也可能被其他两路人找到后,回到宿舍了。总之,像这样盲目的寻找人,既不对路,也不科学,还是先回去后再说。好在上海治安秩序非常好,老人家一定会在公安部门、或是好心人的关顾下,平安地回来的。
没办法,我和袁平只好乘车回到宿舍,上了四楼,寻找母亲的其他两组人,也在几分钟之前陆续归来,当然也一无所知。我见李文的床沿上,坐着满面愁容的黄丽,她是听郝刚回去后,向办事处领导汇报时,她便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