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　　二胡寻衅5

“公安员同志，阿拉好不好讲一讲？”是黄丽眼看我心浮气躁得罪了公安员，赶忙起身要求发言。男公安员眼看这位能用流利的上海标准乡音而又十分时髦、艳丽的女子要求发言，尽管仍在气头上，但出于职业上的敏感和法制的许可，便强忍住怒火，接受了黄丽的发言请求。黄丽抓住这有利时机，用地道的上海话，再一次阐述了关于她如何认识刘小云、也就是蔡小娟的经过，以及如何鼓动和支持把一场见义勇为的行为坚持下去，想进一步证明我陈柯的“清白”。接着她话锋一转，竟敢将公安员和胡明礼的某些用语，一股脑纳入她的“批评”之列。于是她更为严肃地说：“阿拉想纠正一下胡先生在发言中咯某些用语，譬如‘资产阶级’一词，引用的有点片面！难道讲凡是资产阶级都不拥护革命，都不接受改造吗？诚然，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跟着中国共产党干革命，打败了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大陆，是有历史为证，有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为证。然而，民党内尚且有‘革命’与‘反动’咯分别，打败的是‘民党反动派’；‘资产阶级’中大多数是愿意接受‘改造’咯，然后冠以‘民族’二字，也是革命咯一分子……所谓资产阶级咯‘糖衣炮弹’，那是极少数坚持反动立场咯‘资产阶级分子’咯花样与手段，是败类，但与整个这一阶层，似乎不能画等号，不能同日而语……再看，陈柯同志和阿拉俩，也才二十多岁，解放已经十周年，解放前，阿拉还都未成年，何况并非资产阶级家庭出身，即或是，也说不上是‘资产阶级分子’，更讲不上‘反动’。今早，阿拉与伊巧遇，将剩余咯几只包、饺，让胡先生填饱了饥肠辘辘咯肚皮，竟成了‘资产阶级糖衣炮弹’，这不成了天大咯笑话？阿拉看侬多少有点文化，不该昧着良心讲瞎话！”最后，她再一次自我毁誉，以“女朋友”和“未婚妻”的身份说：“以陈柯咯条件和身份，陈柯哪能会抛弃现有咯优越条件，去追求一个渺茫而又荒诞咯违法婚姻呢？再讲，阿拉身边这位李文同志，是从贫下中农家庭中走出来咯工人阶级一分子，也是阿拉排里厢主要干部之一，又都是‘知情人’和‘当事人’；实话讲吧，整个事体，是阿拉一手促成的，是出自一片不忘故旧、协助对方免受家庭暴力之心。如果侬要讲陈柯同志有罪，阿拉也是‘胁从者’，请公安严肃处理阿拉才对。何况这位老胡，也很了解阿拉当初咯心意，不过，伊是缄口不讲罢啦！如果老胡真要昧着良心颠倒黑白，要求啥依法办事，好咯，那就请公安给这位老胡一个交待喽！”

由于黄丽过激的言语，令李文有些不安！这时，她也感到形势不容她多想，再不出面据理力争，一旦激恼公安人员形成“依法拘留”或是“隔离审查”的局面，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她抓住机会，接着黄丽的话音，坦然而又真切地说：“我是一名基层共青团干部，也是我们新疆边城毛纺织厂、委托上海大华毛纺织厂七十多名代培人员的排务负责人之一，绝不是与陈柯同志有什么私人情感关系。在这里我要说的，也是我一直认为的，国家的法律是严肃的、神圣的，她保护人民，更为人民服务，包括尚未定性的‘自由人’。正如刚才黄丽同志说的，最初，我和她都是这一场‘游戏’的知情人和当事人，为了接受一位在‘婚姻’上的受害人和失败者——刘小云、也是蔡小娟的求助，我们也知道，必须通过法律方能解决的问题，朋友的义气或私人的情感，是不能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的。所以，我们每一次的援助，仅局限于在不违法、不鲁莽行动的原则下，尽量给受害人多一些体贴的安慰，包括有限的经济援助，完全是合情合理的。至于对方离家出走，是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接受她第二次留条预约在‘白渡桥’相见。最初，我们以为对方忍受不了家庭暴力摧残，故而作‘诀别’的凶险，但又不知详情，我们还作了挽救的方案，拿出几个措施，进行反复论证，借以确保‘方案’万无一失。要问当初我们为什么没有向公安部门报案？试想，对方并没有说明有轻生或逃逸的念头，完全是我们单方面根据对方的情况，作一厢情愿的‘推理’，能起法律效应吗？如果盲目报警，结果事与愿违，这才是我们要负的‘违法’后果呢！事实也正如我们预料的，在我们准备好的、也就是在情理之中的一场约见中，对方才当着我们大伙的面，说出要暂别上海到外乡去另谋生路的念头。我们想，一个公民，在本国的国土范围内良性活动，作为朋友，我们怎能乱加阻止而干涉他人的生活自由呢？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