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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春节,我和母亲是在上海大华毛纺织厂度过的。
除夕的前一天,母亲突然独自来沪,我在思想上毫无准备,一时显得惊慌失措!并非是我抱怨母亲不告而来,母子团聚,用李文同志的话说,是“好事一件”,怎么能说出这“抱怨”二字呢?说到其中缘由的,还是在于“经济”问题上。说起来我虽然是个学徒工,但享受的是“职工”待遇,每月工资37元,寄给二位母亲是20元,余下的留作自己的生活费用。按理说,我每月尚余17元人民币,要比起徒工待遇,每月14元钱,还要高出3元。从数额上看,应该还算是宽裕的,其实并非如此!两位老人每人每月10元钱的生活费用,在南京这样的消费城市里,确实相当艰苦!我能忍心让两位老人每天靠喝稀饭、吃萝卜响过日子吗?譬如,逢端午、中秋以及今年春节前,除了多寄几元之外,还要买些应时的食品、物件寄回去,或是请回宁探亲的同学们顺便捎回去,以作为两位老人的生活补贴。所以,我每月的生活费用只能压缩在十元上下,其中吃饭就得要七到八元,尚有二到三元的余资,只能分期买点牙刷、牙膏、肥皂、毛巾以及手纸之类的零碎物品;洗澡不用花钱,厂里有浴室,除了节日放假,几乎天天开放。但理发是自己开支,每月不少于一次;即或想买一双短袜、一双布鞋,还得要咬咬牙、挣一挣,更不用说添置衣物了。想起来也真惭愧,这大半年来,多亏有情有义的黄丽,不知为什么,竟和当年方凝玉一样,她错看了我陈柯,一颗芳心竟然钟情在我这个又穷、又酸、又是离异、又很年长的人身上,凭一股少女的激情,钟爱我、怜悯我,为我添置了不少衣、物,差一点害的她丧名失誉、几近崩溃。目前我们双方将情感暗暗的转入“地下”,但是,对于我这个有过“婚史”的人来说,总感到有一股愧疚之心难以抚平。如今,母亲又突然来沪,正逢春节年关,手头上毫无积蓄,急得我像热锅上的蚂蚁。幸而又有好心的李文,暗中伸出友谊之手,在这大半年里,从思想政治,到经济生活,她是那么对我精心关注,单就经济而言,也说得上是全力支援;就说眼前,不仅为我安顿好老母亲的食、宿问题,在大华厂与办事处之间,一路打通关节,为我说尽了好话,确保我母亲安居下来,使我感激不已!这铭刻肺腑的情谊,与黄丽不相上下,成为我的又一个异性挚友。
由于李文性格稳健,不苟言笑,对任何事做完后都不喜欢张扬。她对我的支持,尤其是经济上的事,历次都是在暗中进行,从不为他人知。连与她朝夕相处的小姐妹们,譬如孔荻、周隽、费小曼等人,她们只知道李文热心待人,关于在经济上支援我的事,除了那块人人皆知的“上海表”,其他方面一无所知。即或是聪敏过人的孔荻,也没有半点发觉。李文一手安顿好我的母亲后,又暗地里塞给我二十元钱,彻底解除我在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这二十元钱,超过我半个月的全额工资,也是她李文一个多月的徒工工资收入。尽管我知道这些钱是她来自新疆的、一个不署真名的人的”外援“,我还真是再三推辞,并提醒她把包括对我的故友蔡小娟多次的经济援助,以及在我的身上多次花费与支援,我尚且一文都不曾奉还,怎么好再三接受?李文微愠地说道:“我不是有心要拉拢你、收买你,你有困难,作为同乡、同事和好朋友,我有这个能力不能坐视不管!如果你有顾虑,不妨还像上次那样,算是我借给你的,等你将来经济情况好转了,再统统还给我行吗?你总不能拒友谊于千里之外,何苦呢?”我满怀不安地说:“你也是学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