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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一个晴朗的天气。
省委书记郭洋推开窗子，望了望东边天空绚烂多彩的早霞，长长地吸了一日这春晨的清新的空气。然后匆匆洗好脸，走下楼来，喊起女儿，拿起网球拍，和女儿在城墙脚下一块空地上，打起网球来。
这个所谓的网球场，是郭洋自己和驾驶员利用一块空地打上桩子，扯了几根绳索凑合起来的，严格地说，它和网球场的名称实在配不上。郭洋第一次在这里和一位科学家打球的时候，曾招来许多看稀奇的入。这个城市各种各样的球赛都有，就是没有见过网球，省委书记真会玩新花样呢。
郭洋把外衣脱下了，只穿了件咖啡色的运动衫。他的刚从北京来看望他的女儿，穿了件血红的羊毛紧身衣，用大红缎带扎起头发。她有三十岁了，并不怎么漂亮，可是体格健美，一看就知道这是一位颇有点洋气的女知识分子。她是一个大纺织厂的设计师。
郭洋象小伙子那样，在球场上奔跑跳跃。他那没有白发的头发披到额上，全神贯注，象是在参加什么正式比赛。他的女儿也不示弱，两人一来一往，非常认真地打起来了。
郭洋爱打网球，是从他在北京当部长时开始的。没有到这个省以前，他在北京经常打，而且打得很不坏。来到这个省之后，他打得少了，不过碰上在家，碰上星期天，碰上合意的对手，他还是忍不住要打一打的。
但是今天一早，他和女儿出来打球，而且打得那么兴高采烈，却出于人的意外。
郭洋和他女儿都没有注意到，场外空地上，原来有几位跑慢步、打太极拳的人，都停止了自己的运动，在场外纳闷地望着他，暗暗摇头呢！
郭洋是星期六晚上从乡下回来的。他一回来就看材料，听汇报，并且在当晚和二三把手碰了头，确定星期二下午召开常委会，正式讨论农委的和曹芳她们的报告，正式对当前农村出现的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特别是对大包干和包产到户问题作出决定。
昨天是星期天，也就是广播了那份读者来信的一天。这条消息，在省直机关特别是农口，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议论纷纷，有的兴高采烈，说这就是他要讲的话，难道能让资本主义单干风在农村复辟吗？有的又持完全相反的态度，说这条消息帮气十足，左得出奇，为什么不允许农民搞试验？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在办公室甚至在某些家庭，都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人们一面争论，一面又在观察郭洋。反对搞责任制的幸灾乐祸：这一下看你郭洋怎么办？因为郭洋的态度，人们心里都有数，尽管他也并没有发表什么宣言，但谁都可以判断出，他是站在什么立场上的。现在他不好收场了。赞成搞责任制搞包产到户的，也替郭洋担忧。因为要开常委会的消息，早在省委大院里传开了。这个时刻开常委会，郭洋会碰到什么呢？孤立，彻底的孤立！要末他只能放弃自己的意见，没有别的选择。而这对省委书记的威信来说，不能不是一次严重的打击。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郭洋就象没有昕到广播似的，一点反应也看不出来。据办公厅的透露，他昨天早上读外语，上午去了农业机械研究院，在那里蹲在地上，津津有味地观察一种超小型的拖拉机，并自己驾驶着它，在试验地里兜了几圈。尔后又跑到一个文艺单位看彩排去了。害得以华刚为首的几位穿军装的离休老头子，在他家等了半天也没见到他的人影儿。华刚他们是好心来劝他别在农村政策问题上栽跟头的。他们原打算当面和他吵架的，结果人影没见，他们骂骂咧咧气咻咻地走了。他又得罪了一批人。下午，报纸来了，据给郭洋送报纸的说，郭洋对登了这封读者来信的报纸，倒是注意看了一下，可很快就放下它，和女儿讨论起花布设计问题来了。父女二人展开了热烈的争论，父亲说女儿没眼光，不注意农民，他坚信农民生活很快会有变化，决不会满足现有的那些图案陈旧，质地粗劣的纺织品。真有意思，报纸那么明显地将了他的军，他还有闲情逸致去讨论花布问题。还有星期二的常委会呢！他为什么不去想想，现在开这样的会，讨论这样的敏感问题，会有怎样的结果呢？
今天一早，他又象个小伙子那样，打起网球来了。
太阳升起来了，从密密层层刚刚长绿叶的水杉、刺槐易里，射到它简陋的网球场上。魏红色的光，使郭洋那汗淋淋的脸上闪亮闪亮，象是涂了一层油彩。他还在那里起劲地打呢！
在球场边上跑步的、做自我创作式锻炼的、打拳的人，都已经停下来了。有的已经回去了。最后只有一位头发灰白，面容清癯，微微佝偻着腰，还穿着一件很厚的便装驼毛棉袄的老人，打完了自己的太极拳，紧皱眉头站在那里。他在等候郭洋。
他就是分管农业的书记潘文安。
潘文安已经六十九岁了。他是这个省任期最久也是地位最稳固的老书记。他的外表很虚弱，很有点弱不禁风的样子，也常常闹些小病，一年之中，总要住几次高干病房。可是，熟识他的人都有这么一个印象，他十几年前就是这个样子，现在仍然是这个样子，仿佛岁月和政治运动都不能在他身上减少什么或增加什么。
他原来并不管农业。从他当书记起，他就是分管党群口，分管组织系统的。所以他对省里的县以上干部，几乎了如指掌。人们对他也是很尊敬的。他作风朴素，和人谈话和蔼可亲，对下面干部的困难很能体恤。他从不锋芒毕露，从不疾言厉色，就象他的外表一样。他多少年来始终保持着他的这个本色。
潘文安在历次政治运动里，也不是没有人想抓他的辫子，可是实在抓不着什么。历史么，十八岁就参加革命了。成份么，小土地出租，祖父和父亲都是老好好的私塾先生。工作么，他从没有过出格的举动。群众关系么，许许多多人都是经他手提拔的呢。加上他又不大出头露面，所以他也始终成不了主要目标。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也始终是一个“陪斗”人物，没有为他举办过专场。
他改管农业，那时，这个省是军队干部掌权，知道他在省里很有根基，很少恶感，所以就把他最早结合了。但对他又不怎么放心，便让他管管农业。实际上，他也不怎么能管，主要还是军代表当家，他只是表表态，划划圈就完了。从七五年开始，他的地位又不知不觉上升了。因为那时要起用老干部，而他在老干部问题上最有发言权，该先起用谁，该安排什么样的职务，开常委会讨论起干部来，他很自然地成了主要发言人。一些搞组织工作的地方干部，只要是他提出来的人都表示附和。这样他无形中成了干部任免的核心人物。名义没变，实质变了，他又成了很有实权的人物。
后来，郭洋来了，军队干部统统撤走了，一大批新贵垮台了，安排干部，落实干部政策，就成了当时最突出的问题。郭洋刚来，什么也不了解，在干部问题上，潘文安又成为郭洋最有权威的顾问。当时各部各委员会，各所、局和各地、市的领导班子，除了原来可以保留的人以外，新任命的大多和潘文安的推荐介绍有关。和郭洋一道来的另一位书记，对这种情况很不放心，但他也是人地生疏，在具体人选问题上没有多少发言权。潘文安的地位又进一步提高了。许多人估计，他可能要成为二把手，绝不止是管管农业而已。
可是一年之后，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一位新组织部长从下面被提拔上来，一个“老右倾”的闲置了多年的副省长被提升为省委书记，并且分管组织和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一年前任命的干部，重新来了个大调动。这种果断的迅速的动作，只有郭洋能导演出来。这使潘文安很不快，甚至有点碰到了危机的感觉。
但潘文安毕竟是有党性修养的，他从没有在公开场合或小圈子里流露出任何不满。他已经这么大年纪了，再过一年就是七十周岁了，难道还要去争什么权力吗？然而他还是不能克制自己的委屈感。他知道郭洋的这些措施，是针对他而来的。这是为什么呢？他心耿耿，给他介绍干部，出主意，帮助他这个新来的人稳定了局面，他有什么错呢？他一面强制自己，不要学那些没有修养好搞小动作的，一面又不知不觉看不惯郭洋的所作所为了。
他从前年冬天起，一心一意管起他应该管的农业来了。他虽然多年不接触真正的农民，但他自信对农村问题是了解的，农村的情况是瞒不过他的。哪个地委、县委的领导，会在他面前不讲真话呢！郭洋搞了一次大调动，可调来调去，还是那些人在转，无非是甲地到乙地，乙地到丙地，他走到哪里，看到的还是他所了解的人。所以他认为，他只要到县里转一转，问题大致就清楚了。
他很细致地把他分管的几个部门的干部安排得很妥贴，很理想。他特别喜欢吴浩瀚，认为他是一个很有风度，很精明，又很正派的干部。他对他潘文安的态度是诚的。对他的态度，不是个人问题，是反映了吴浩瀚对党的态度。他心里在默算着，什么时候提出让他进常委班子。现在不是强调应注意班子年轻化吗？他是一个才五十多岁的人嘛！他的这个想法，有个别领导人知道，吴浩瀚本人可能也知道。
所以，他对他分管的几个单位是放心的。他认为党既然让他管农业，他就得把它管好。要管好其实也很容易，抓住两条就行了，一是巩固集体，抓以粮为纲；一是学大寨，注意阶级斗争动向，防止资本主义。具体的事，让地、县委去抓就行，让吴浩瀚掌握掌握就可以了。他的责任在于把关，掌握原则。
谁知道正当他认真负责地在抓他的工作的时候，郭洋一转身，又亲自过问农业了。还搞了一个政策调研室，起用了他很看不顺眼的女曹芳。郭洋本人呢，大会讲，小会说，要解放思想，放宽政策，后来又搞了一个八条规定。这一切都有点冒冒失失，使他非常被动，也很苦恼。坚决反对吧，他是第一把手，他不习惯于硬顶。赞成吧，他实实地感觉到不对昧，总觉得有点离谱。他所能做的也能是暗示他熟识的几个地委书记，不要脑袋瓜发热，不要背离大方向，如此而已。可是心里总是不安，总觉得自己还是没有坚持原则。为此他有时要服安眠药才能睡觉。
果然，从去年冬天开始，问题暴露出来了，农民得寸进尺，在不少地方自发地搞起各式各样责任制，甚至包干、包产到户来了。小生产者的自发势力向社会主义进攻起来了。潘文安不能再犹豫了，他不斗争，党性何在！他深感愧悔，没有运用自己的影响，制止郭洋的错误。他是从北京下来的嘛，他没有搞过一个省的领导工作嘛！你长期在这个省并且专管农业，你是做什么的？中央追问起来，将何言以对？潘文安决定把吴浩瀚和几个农业部门的领导找来，谈了自已的想法。他们，特别是吴浩瀚听了他的意见之后，都认为潘文安的提醒非常及时，非常重要。他们还补充了许多他不知道的令他大为震惊的事例：有的地方公然连生产队的公房都扒掉了，拖拉机被分到私人手里，重新象土改那样划起地界来了。潘文安痛心疾首，深感自己失职，这才命令吴浩瀚立即起草一份文件，坚决制止这种反社会主义歪风。
他起而力争，终于通过了这份文件。
他哪里会料到，郭洋一回来，就对这份文件持否定态度。他还亲自对潘文安说，要他别抱固定成见，并建议他深入地到农民当中去走走。这个郭洋，以为别人没做过群众工作是怎么的？对他潘文安讲这种连小学生都能背得出的话，有什么意思呢！
郭洋虽然没有说过要支持农民搞责任制的话，但他的暗示，已经够明确了。他急急忙忙要开常委会，目的很明显，是想象通过八条那样要人表态呢。这回，你等着瞧吧！中央的声音，已经通过广播传达下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