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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设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国家真的实现了,按照我们刚才的看法,那里一切经济生活都变成国家的事情,私人经济和国家经济之间必然还有象现在所有的同样区别,虽然可能采取不同的名称。一方面,必须把所有那些现在留在私人手里的家庭事务和生产经营,连同许多基本上属于私人经济而现时为了某些特殊理由归国家领导的企业,单独归为一类。另一方面,必须把所有那些有关国家的一般支出管理的事情——或是所有那些全属国家的经济事务的事情一以及总的说来属于经济政策的事情,列为另一类以别于前一类。当然,各类之间的互相转移是免不了的,在一类里可能占统治地位的考虑,在另一类里也可能占有一定的地位。但是,无论如何,这一点并不和下列说法即各类的指导原则必定不同,相矛盾。在前者,即在私人经济这一类,在那里财物就其数量与效用说可以计算得很精确,主要的努力必然是,从财物的每一可以实际计算的部分去取得普遍承认的最大数量的效用。这种努力必然表现为价值的一种估计,就每一单件财物来说,这种估计的尺度得自这样一个边际——在这种边际上利用得最完善的供给适应于挑选得最完善的需求。象我们所知道的,在生产领域内,价值的这样一种估计采取收益估计或成本估计的形式。整批相同财物的价值必须用倍数来表示;生产财物的价值则必须化作产品形式成为许多倍数之和。各个数量必须是可以互相对比计算的,在许多场合还必须是可以计算得很精确的。必须建立精确的经济计算法,把每一种充分熟悉的方法的有利与不利之处全都用数字来表示。关于精确地确定和实现价值计算所指出的最好计划,必须把它看作是经济艺术的成就。在后者,即在国民经济这一类,首要原则也必然是去取得最大数量的效用,保证公民的最高福利。但是效用及其数量却不能估计得那么精确,实际上,象我们已经详细证明的,常常只能估计得很不精确。由于实现国家的目的所必需的方法绝大部分是很广泛的,而且几乎总是不能决定得很精确的,从财物方面也会使估价更加不明确。价值的估计往往很含糊,在许多场合不能期望估计上的意见一致。只有那些私人经济也使用的财物,才能通过沿用私人经济所得到的明确估计,而得到较精确的估计;那些通过生产来得到的财物,也有这种精确估计的可能。但是,凡是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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