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九章八一起义

1.内容

八一起义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之间的分界线，是一道界牌。中国革命由中国工人阶级独立的来领导，并以革命的武装斗争为主要的革命方式始自南昌。中国共产党当时倘使没有独立领导革命斗争的勇气，倘使不能坚决的回答人民所提出的革命问题，中国革命就要走弯路，中国革命的胜利就要推迟。但中国共产党代表工人阶级，坚决勇敢的回答了人民所提出来的问题，新生命就开始了。

右倾机会主义者陈独秀［1］，是没有勇气回答这个问题的。在蒋介石叛变以后，以汪精卫、张发奎为首的武汉政府，其反动的捣毁农民协会，一样的解散工人纠察队。所不同的，这些罪恶是在东进讨蒋［2］的欺骗掩饰下进行的。武汉政府当时发表张发奎为江右军总指挥，唐生智为江左军总指挥，东进讨蒋，对革命人民保持一定的欺骗。事实上，他们的司令部里日本特务公开活动，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和英美帝国主义者在侵略中国这个问题上的矛盾。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路线当时在党中央尚未清算，陈独秀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当时也没有撤换。因此，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在这一重大决定关键，不能不是软弱的，无力的。对于八一起义，既无布置，亦无定见，根本就没有坚定的政策。继续合作下去，显然不可能，人家已经动刀杀我们的头了，独立的领导中国革命，又没有这种勇气，而陈独秀正大放其取消革命的言论，什么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巩固了，今后只有议会斗争了，只有办杂志宣传斗争了等等。八一起义粉碎了陈独秀的谰言，在党的八七会议上，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被彻底清算了。

东进部队中，以周恩来、朱德、贺龙、叶挺为首，主张起义，中央对起义不反对，也没有明确的指示。于是就在南昌行动起来了。起义以叶挺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贺龙的二十军两个师六个团，朱德的教育团为基干。叶挺的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是起义军的主力。在三十一号午夜起义开始，到八一全部占领了南昌，顺利解决了城内敌人。

起义以后，队伍扩大了，以教导团［3］为基础，成立了第三师。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扩充为第二十五师，成立了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原张部二十五师，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在周士第起义时已拉出一些，又加上俘虏、逃难到南昌的革命同志、工人和农民群众等扩充起来的。当时全能跟上就跟上的。

起义是仓促的，准备是很不充分的，因为中央没有明确的政策，不可能有很好的准备。起义之所以能够顺利成功，是因为国民党也没有准备，所以城内的敌人很快就解决了。起义的时候，甚至把朱德同志的教育团都缴了械，打了一下，才知道是自己人，布置之乱，可以想见了。

起义是胜利了，下一步棋应该怎么走呢？经吉安、赣州直下广州是一条路，折回武汉，转道湖南，发动两湖地区的革命群众，也是一条路。这两条路都有可能，但都有困难。向武汉，向长沙，虽有革命群众的基础，但张唐的力量很大，如果蒋汪合作，形成夹击的形势，就不好搞。下赣州至广州，①

这是陈毅一九五二年六月十四日在南京鸡鸣寺对来访者的谈话。

恰巧是朱培德的退路，堵在路上也不好通过。结果是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至潮汕。即经会昌、瑞金至汕头，当时主要是企图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国际的接济。

这个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因为着眼点不在如何发动广大群众，而在单纯的军事进攻。在新的政治形势下，革命已走上了新的阶段，北伐的道路是不通了。这主要是由于没有经验，对中国革命的性质没有独立的政治分析的结果。没有懂得在新的形势下，中国革命应该以农村包围城市，发动广大人民建立农村根据地为主要的革命斗争形式。方志敏同志以极少数的武装，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能够坚持十年，主要是以广大农民群众为依托。贺龙同志在潮汕失败后，单人匹马回到湘鄂边地区，能拉出那样大的一个局面，建立了湘鄂西根据地，也主要是发动群众的结果。人民的武装必需以广大人民为依托。

人民对贺叶部队的起义是支持的，对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中国革命是欢迎的，对国民党的叛变是愤怒的。广大指战员，在艰苦的斗争中，是非常英勇的。

我当时在武汉军校［4］负党的责任。军校学生有七八千人，有七百多个党团员，很多同情分子。我们八月二号从武昌乘船，沿江东下，八月四号到九江，七八千学生坐了几十条船，一个小火轮拖三四条木船，每一条船上坐几十人，浩浩荡荡，风涌直下。军委的命令叫我们东进讨蒋，归张发奎指导。

军委并没有告诉我们八一起义的事，只是说，中途可能有变化，要我们有应变的准备。但因为不知道八一起义的事，所以准备是很不够的，几乎是没有准备的，学生们大部是徒手，小部有枪，枪是烂枪，很多没有子弹。船坐得很分散，根本没有应变的部署。满长江都是船，哪个人坐在哪个船上都不清楚，连联系都不易办到，统一指挥更谈不到了。八月四号船到九江，船不准靠岸，事情严重起来了。张发奎的兵立刻到船上来说：“同志们有枪的把枪放下，国共分家了。”七八千学生就这样在船上缴了械。下午，船才准靠岸。

张发奎把学生集合起来讲话，他喊着：“国共分家了，共产党站那一边，国民党站这一边，分一下，别误会。”他不好意思说左边右边，只笼统的喊那边这边。但那边当然没有人敢去站，一喊都站在一边了。

当晚，我们在党内布置了一下，指出了几条路。一条可以回家，回家去搞农民运动，一条连夜出发到南昌去和叶贺会合。一条，要是还没有暴露的，可以留下。大约有两百多人愿意留下，这两百多人组织了支部。我们估计叶贺可能到广州方面去，张部也一定向广州，到广州后，再跟自己部队会合。

以后，这两百多人，果然成了广州起义的基干。缴械的学生中间，引起了很大的不满，学生对汪张的反动，非常愤怒。登岸以后，七八千人，走散了一大半，只剩下二三千人。这些走散了的，其后有个别到了井冈山。

我是着名的红色分子，埋伏在特务连连部里面。特务连的环境较易隐蔽，连长肖劲同志是党员，一二三排长都是同情分子。那些同情分子说：“你是分子［5］，我们今后是要合作的，我们一定不要自相残杀。你在我们这儿不要紧，只要上面没有命令，我们决不怎样你。上面要有命令，我们芝麻大的官也护不了你，你再走也不迟。”这是当时中下层干部的普遍心理。对于汪张残杀共产党、工人、农民、学生，中下层干部是普遍愤慨的。但我和肖劲同志因为太暴露，所以还是决定去找叶贺。

我们连夜出发，从九江往东走，一夜走了三四十里。一路上，老百姓很恐慌，都说兵变了，家家关门闭户，不敢收留外乡人。农民协会的牌子都打烂了，土豪劣绅又横行霸道起来。本地的团练在路上武装盘查，遇到形迹可疑的人就抓。问我们干什么的，我们说当兵的，问我们到哪儿去，我们说回家，不干了。快天亮了，既没有东西吃，也没有地方睡。住家不用说，旅店伙铺都大门关的紧紧的，打门不开。说是当兵的更不敢收留，只好到山上树林子里休息一下。天亮以后，又走，走出了六十里，慌乱的情况才没有了，也可以买到东西吃，田里也有人耕种了。我们赶紧买了几件老百姓的衣服，换了便衣，在一个面摊子上打听到南昌可以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