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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市政方面:我们先后进行了肃清残敌,扫除战争痕迹,恢复市区秩序,维持治安,恢复交通秩序,扫除垃圾,进行防疫注射,疏散和救济难民,清理棚户摊贩,清理房屋,局部地整理工务,防水救灾和救济难民等项工作。已经进行的工作,包括扫除市区近郊地雷计二万四千九百零四个,拆除碉堡一万八千余座,收容散兵游勇二万二千零六十三人,内军官二千七百三十九人。在逮捕特务、盗匪方面,在六、七两个月内,计由公安局逮捕者二百八十九人,由警备司令部逮捕者一百三十八人,两处共四百二十七人,其中判处死刑者只十三人。这里表示人民政府对普通特务分子和罪犯是着重教育改造的。六月份破案仅百分之四十五,七月份破案即达百分之七十,证明人民警察破案的能力是提高了,由不熟悉逐渐走向熟悉了。蒋集团潜伏上海市的特务系统复杂,但其内部多已动摇,并有不少人已决心悔改,向人民政府输诚。由于我方人员干练努力,并有市街居民协助,特务匪徒企图在上海保留其根据地是不可能的。夏季防疫注射达三百五十万人,超过历来的记录。清除市区积存垃圾计十五万四千三百四十吨。两个月来资助疏散难民返乡计三十万人。六月份车辆肇事达二百五十九件,七月份已减至二百一十一件,比较国民党统治时代一月份车辆肇事三百八十件、二月份二百八十六件的纪录是减少了。车祸减少的原因是人民政府对汽车使用采取限制政策,对三轮车夫采取组织和教育政策,市民也比较能遵守交通规则,军队方面也严格制止横冲直撞的违警事件;但是在这一方面还需要继续努力。最近郊区和市区相继发生水灾和台风灾,人民政府动员了政府机关和军队人员从事抢救,大大地减少了人民的损失。例如七月二十四日夜台风袭击本市,当夜五万余难民纷纷逃入市区,当即由各警局驻军动员收容,供给住食,动员居民学校公共机关协助,使这一批灾民迅速得到救济和处理。现在近郊如宝山、浦东等地,仍要防止秋汛的袭击,政府正组织专门机关进行准备中。上述每一件工作都很复杂,都需要从头到尾有计划地坚持进行。因此我们对市政所属各部,除一般维持业务外,只要求他们在一个月内做好最切要的一件事和几件事。这个方法是正确的。我们初来,业务不熟悉,情况很生疏。多数旧职员们好的方面,是和我们合作,不擅专;坏的方面是由于不明了我们的政策,采取了袖手旁观的态度:“让你们在上海试试看吧。”由于接管人员的虚心请教,克已奉公,取得了有觉悟的旧职员的帮助,取得了上海人民的帮助,我们的办事能力逐步提高,对许多复杂问题处理起来也逐渐顺手了。在人民政府与人民密切联系的基础之上,便能使历代的上海统治者认为繁难而不能解决的问题开始解决,我们将遵循与人民密切联系的道路继续前进。
(二)财政经济方面:在这方面我们的工作首先是收兑伪金圆券与美钞,取缔银元贩违法活动,调剂煤粮,办理折实存款,恢复水陆交通,修复铁路,恢复航运,恢复工厂的生产,调整税收和公用事业的价格,进行对外贸易和管理外汇,调解劳资纠纷等。我们是按毛主席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的指示去办事的。我们准许自备外汇,允许棉花进口免税,对船舶进口采取鼓励扶助的方针,对存棉分配采取国营私营兼顾的方针,公用事业加价,特别照顾厂商用电的折价。这些说明我们是忠实地执行了公私兼顾和保护一切正当工商业的政策。我们处理劳资纠纷采用民主协商方式,劝告双方照顾大局克服困难,因而使某些人恶意地预言上海解放后人民政府将要严厉压迫资方的造谣落了空。我们的税收政策既要照顾政府的开支,首先是军费开支,借以支援人民解放战争的前线,同时又要照顾人民负担能力。殷富者自然应该多负担一些,但也不能超过其可能负担的限度。这里我要指出,老解放区比新解放区负担重得多,而乡村又比城市负担重得多,对这种情况必须加以合理的调整。对于调剂煤粮,我们是作了极大的努力的。
我们调动华东五个省和华东以外各省的物资来供应上海,并以动员和组织上海的工业生产力来回答各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