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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进入越南的第三天,我们离开靠松山,继续向越南的高平前进。
中午时分,我与营里副教导员尾随连队前进,距离前面连队约数百米。当时他带着一个通讯员,我带一个卫生员。我们四人在一起走。
走着走着,途中遇一老头。通讯员持枪警戒,副教导员开始对老头搜身。结果搜出一个卡片,挺花哨的。判断是身份证之类的。副教导员觉得挺好看,就插入自己口袋。而那老头立即跪地苦苦哀求。副教导员理也不理,就向前走了。老头转过身又给我磕头哀求。我当时看着这越南老头的样子实在是心软了,就跑去找副教导员把那卡片拿过来还给了老头。老头跪在地上不停的给我磕头。看着老头的样子,我当时只想,无论什么战争,真正的老百姓都是可怜的。如果他年轻,或许会是越军和我们战斗。而他是个老头,做什么都已经是力不从心了。无论是对谁,他都只有被动的接受。如果他稍有反抗,或许被我军击毙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就是战争。
走不远,遇到两个越南女人。模样一般,大约三十来岁。头戴斗笠,身着短衣长裙,典型的越南打扮。和过去电影中看到的越南人装束完全一样。手拿一捆青菜。见到我们还挥手致意,我们也乐呵呵的回手致意。我们当时也分不清她们是华侨还是越南当地人。不过有一点,我们是和平之师,正义之师,对方不反抗,不以我们为敌,我们当然也不会以武力处之。当时忽然产生一个想法:战区居然也有这景象,真是让人看不出已经是战争期间。
这也是我们进入越南后第一次这么近遇到越南普通百姓。
然而,再向高平挺进,情况又有所不同了。
在越南,我们通常不对无武器的人开枪。但越军以及特工队利用我们这些和平时期成长的战士的这一特点,利用我们战士和平、友好的心态,他们身着便装,呆在住家门口或公路边。当我们的战士看到他们时,以为是普通百姓,因而并不在意。而他们也是眯着眼,默默的看着我们部队从眼前经过。然而当我们部队走过时,他们会悄悄地从屋里或草堆中拿出冲锋枪突然向我们的战士射击。导致部队在进入越南初期有不少战士因此受伤。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些人并不是越南老百姓,而是越军化装的军人或就是越军特工队。
当然,越南人也不全是听从越南政府的。我们搜山时,抓到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这小女孩不仅会说越南的“普通话”,也会说边境地区的地方话。而我们的翻译,多是战前被越南驱赶回国的华侨,他们会说越南的“普通话”,却听不懂边境地区的地方话。而那个小女孩,自愿给我们当翻译。通过她,加上翻译,我们就可以了解当地情况。
那个女孩很瘦小,也挺清秀,性格开朗,人很单纯。营部的人都很喜欢她。她也很听话。我们在那个地区执行清剿任务时,她一起跟着我们。当我们离开那个地区时,大家给了她一些罐头、压缩饼干,把在高平地区搜缴的越南钱给了她许多。但不知战争结束后她会怎么样,越南人是否会因为她为我们做事而为难她。不过也可能没有越南人知道她跟着我们为我们做事。
由于广西人和越南人长相有些近似,我们一时也难以分辨。后来掌握一条不太准的规律。凡是比广西人瘦、比广西人黄、比广西人矮的人,只要在越南境内,多半是越南人。这种区别,可能是由于地理、气候、经济条件以及人种因素所决定的。
总的看,越南北方的人长相都差不多,英俊之类的赞美词在这里好象不太用得上。由于越南经历多年战争,越军的女性比较多。我们抓到的俘虏中女性很多。这些俘虏被俘虏后都要送到师后勤去,由师里统一送回国内看押。结果,师医院的姑娘们总说我们:抓这么多俘虏,怎么没有漂亮的?
越军由于受其当局的欺骗性宣传,对我军的俘虏政策不了解,有时也会有些“壮举”。记得有一次,围剿小股越军,当他们看到已经无法突围时,有三个越军,抱在一起用手榴弹爆炸来自尽了。当然,这样的情况很少,多数越南人在战斗中看到抵抗无望,跑不了的,都投降了。
在高平附近地区进行清剿时,有一次在搜山过程中,我们在一座小山这边打枪,搜山。然而,转到这个小山后,遇到一个农民在水稻田中拉牛犁地,当时没有枪声,完全是一副和平景象。战士把他抓来,通过翻译一问,原来他是华侨,只不过他已经是第三代华侨了。我们的战士一听他是华侨,态度立刻好起来了,总想和他交流一下。可他不懂中国话,但会写繁体中文。我找了张纸,在上面写“这里有越南军队没有?”他就在纸上写“人老不论我不知。”我又写“刚才被打伤的那人是什么人,跑到哪去了?”(抓他之前我打伤了一个在百米外换衣服的人,地上有血,但人跑了,很显然是受伤了)。他又写“人老不论我不知”。也不知他是只会这几个字还是真不知道,或者是不愿意说。
我们马上报告营里,抓了个华侨。营里一听抓了个华侨特别高兴,让立即送过去。我们马上派一个班送他到营部。谁知这小子一到营部,态度很横,“要杀要剐随便”(大意是这样)。气得营里的战士揍了他一顿,放他走了。
相比而言,我们对待越南俘虏比越南人对我们的被俘虏人员好多了。我们对俘虏的越军人员,都是有伤治伤,好吃好喝,完全按照政策执行。而越南人抓到我们的人,会使用各种方式侮辱、摧残。我们在战斗中遇到一件事:一个友邻炮兵的侦察班被越军俘虏后,全部用绳子捆绑起来,用棍子活活打死。据说某师医院被越军特工队袭击后,抓到女兵,带到河内,把她们头戴无沿帽,全身赤裸,脖子上挂着“中国侵略军”的牌子,五花大绑在河内游街(当然这只是听说)。
越南总体上经济发展水平很低,在那个年代生活水平更低。城市与乡村的差别可能主要在房子上。城市的房子如同我们平常见到的砖房。城市建筑密度很小,一个县城大约只比我国北方的镇子大不了多少,省会高平的建筑密度也不大。建筑物与建筑物之间距离比较远,也难以见到我们通常城市所见的宽阔的纵横交错的马路。而农村的房子多半是木楼。这种木楼上下两层。一层是牲畜用,牛、羊、鸡、鸭都在底下一层,土地很湿,遍布牲畜粪便。人通过外楼梯上二层,吃住都在二层。二层四面通风。从楼板缝可以看到下面的牲畜。通过四面半截围栏可以看到外面。这是属于“人畜同居”的居住方式。越南农民家中没有什么家具,就是毯子、毛衣、毛巾被。粮食都是未磨的谷子,藏在山洞里,据说这样好保存,不易变霉。因为越南太潮湿了。越南人少,农民居住的很分散,经常是一家与另一家相隔很远。可能因为在山区才这样。
越南人生活很简单,不象中国北方御寒东西和设备多。那里就是木楼、空空如也。但越南人的手表、手饰、摩托车、缝纫机挺多的。但总体给我们的感觉还是简陋。
可就是这样一个穷国,越南当局还要把他们的百姓逼到战争的路上,硬要让他们打一场不可能打赢的战争。
我们所在作战地区属越南高平省,这是越南北部地形最复杂的地区。属山地,且山陡林密。道路稀少,沟壑纵横。山也和广西的山差不多,平地里陡陡的起一座山,我们都管这种山叫“馒头”山。但也有大一点的山脉,山连着山,同样是山高林密。
快到越南高平前,师里通知,所有弹药全部发下去。各连组织一个排专门背弹药。我是副指导员,自然是这差事。而正是这差事,使我避免了一次可能的危险。
由于弹药重,所以全师三个步兵团都组织人在背弹药,结果我们这支背弹药的部队,比各自所在团的大部队走得慢,离大部队相隔约一两公里的距离。
那一天,从早上开始到晚上天黑,整整爬了一天的山,一共翻了四个山头,可结果在地图上一量,我们走了一天的路,图上直线距离仅两公里。
在翻山过程中,三个团的人员混在一起,完全没有建制,不过都是这帮背弹药的。谁有劲谁就走在前面,走累了就靠在路边休息。后面的人超过他,继续前进。一会这人又超过那人。
累归累,没时间做饭,都是吃压缩饼干,吃罐头。天热,一身汗,红绕肉罐头是没人吃的,都给抬担架的民工了。我们只吃青豆、菠萝、白菜的罐头。还有压缩饼干。其实压缩饼干只是相当于四两或半斤饭的营养,并不是相当于半斤饭,并不是象小时听说的那样,吃的时候不觉得,吃完后一喝水就会胀得要命。不过武汉军区的压缩饼干油性小,吃在嘴里感觉太干,不象广州军区生产的压缩饼干里面好象有可可、有一小点奶油味,所以感觉广州军区的好吃些。
一路上,大家聊天,吹牛,开玩笑。也不寂寞,也不觉得累。偶尔会有人高歌一曲,看情景完全不象在作战区域。
没打过仗时,总以为作战全过程中都很紧张,好象随时都会有敌人,随时都要投入战斗。其实不然。在整个作战区域内,当有敌情时,也就是那一阵。敌人也有布防的,所以并不是说在整个作战区域都有敌人。所以,在没有敌情的时候,或者在敌人未布防的区域,部队并不是随时处于紧急状态的。
入夜,我们在另一个团的阵地上睡了一觉,也就是这一觉,使我们与大部队的距离拉大到了几公里。也正是这一觉,使我们避免了一场被动的遭敌伏击。
第二天,继续行军。
中午,我们在公路边做饭。说是做饭,其实就是拿装压缩饼干的饼干筒,放上从越南缴获的“上海大米”,加上水,去村中菜地拔几把蒜苗放进去,没有盐味。半干的稀饭。野外做的饭,虽说少盐少油,但在累的时候吃,还觉得挺香的。
正在做饭时,我看到大约一个连的我军过来了,领头的干部骑着一辆自行车,这是中国援助越南的小26的彩车,而那时国内只有黑绿两种颜色(好东西都给越南了)。我一看,这个干部是我父亲一个老战友的儿子,在我们师另一团当连长。我问他干什么?他说“带路,今天我们连是尖兵连。”我们相互问候一下就过去了。
下午,我们走到一条大公路上,与团部会合了。当时我和三连的在一起,那是我当兵所在的连队,在那个连我呆了八年。正和他们说着话,远处大约两三公里多地方响起密集的枪声,只见火光不停的闪动,并伴有爆炸声。三连有的战士还说“哟,XXX团打的还不错嘛”。但我们当时并不知道,那里其实是我们营长带队遭到了敌人伏击。由于当时高平周围都是我军在与越军发生小的战斗,到处都在响枪,同时由于营长他们受敌伏击时通讯员牺牲了,没有及时发出情报,所以我们并没有意识到营长和营部本队正在拼死战斗。
下午五点多,我们到达高平城郊。当时我在路边休息,有个战士来叫我,我一看,这个战士我并不认识,正诧异间,他说“首长,我们连长叫你。”我一看,中午看到的那个连长趴在一个担架上,正冲我招手。原来他负伤了。
我赶紧过去看,他是被一颗子弹从背上平穿过去,帽子被打了一个洞。原来,他们向高平开进途中路过一个山涧时,由于有越军阻击,他先是命令机枪兵架起机构掩护。由于机枪兵趴的太高了,他过去叫机枪兵趴低一点。他一看机枪兵没反应,就上去向下按那个机枪兵。就在这时,越军连续射击,一枪把他的帽子打了一个洞,另一枪从他背上平穿过去,成了重伤。
我给了他一些压缩饼干和罐头。看着他被抬上卡车送往国内医院(后据他说,当时问他上哪?有广州,有成都。他说广州没去过,这样就上广州治伤去了)。他后来调到成都军区,在一个分区当副司令。
晚上,我们接到命令,部队要过江(我们团死了十二个干部,有八个是这一晚过江时死的)。
这是高平城外的一条江,江宽约六七十米,水深不一,浅的地方只及大腿。但水流比较急。越南人时不时向我们射击。七连连长派一个班长(郑州兵)先带着绳子游泳过江,拴好绳子后,部队拉着绳子过江。
当晚团部过江时,越南人一打枪,有几个干部心一慌,脚下一滑,被水冲走,由于不会游泳,再没有找到。后来我们分析是溺水牺牲了。
过江后,跟着部队上一座山。那山差不多和南京的紫金山一样,挺大挺高的。由于不知敌情,只是听说守备高平的越军一个师已经分散上山了。
那晚很黑,上山途中,有人短时间打开手电筒照路。马上边上有人轻声抱怨道“关了,不想活了”!打电筒的答到“怕什么,谁知越军在哪?”开始想着确实担心,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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