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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体天之心以钦恤民命，谓明刑原以弼教君德，期于好生，法虽一定，心本宽仁。《书》云：“宥过无大，刑故无小。”所以斟酌权衡，广好生之德也，有不得已用刑者，不过欲国法申行，刑期无刑耳。故每有改定条例，必期三令五申，惟恐小民无知陷罪，不教而杀。时深恻隐之念，承审官司，滥刑有夹讯之戒；秋审应决，具奏有三复之谕。稍有一线可生，因事原情，宁过乎仁，毋过乎义。不惜反复批阅，至再至三，每年沛岁多格外生全之恩。其实皆准乎天理之至公，即乎人情之至安，宽而得中，非废法也，然亦间有应严者，则又用严，以顺适夫至正至平之则。
如阿其那、塞思黑蓄奸树党，贪图不轨，已经圣祖皇帝贬而绝之，乃不知仰体君父之心，痛自改悔，竟怙终不悛，按其罪过实同周之管蔡。我皇上本大公无我之心，揆道执中，以事关国社生民之重，不惜数其罪，以大义灭之。此亦如四凶之在尧世，必有可容者，而后尧容之；其在舜世，必有不可留者，而后舜去之。尧舜何容心哉？皆因其人之自取何如耳。故皇上今日之义，即圣祖皇帝当年之仁，皇上今日之仁即圣皇帝当年之义，道无二致，同归一中，因时制宜便得其平而已。天语煌煌，反复剖析此理，已到至处尽处，而心事亦直与日月并明于千古矣。盖虚明应物之天，本无一毫成见、己意稍杂于其中，所以用宽用严，无往而非道之至当，不易有如此也。
体天之心以为民，取士则于三年科举之外，有举贤良方正之恩诏，有令各省州县延访孝友端方，才可办事，而文亦可观者，每岁各举一人之谕。有选拔贡生，不拘考试名次，务取经明行修者之谕。有令满汉、内外、文武诸臣，将有猷有为有守者，各举一人之谕。有令中外诸臣，在京主事以上，在外知县以上，各举所知，或举贡生员，或山林隐逸，送部引见之谕。而于各省州县，文明极盛之学，又有升改增额，录取之谕。乡试中式各数，亦随着加增。广求博访，惟日孜孜，冀获贤才以为莅政临民之选。
而犹忧人才难得，务在矜全器使，幽隐必录，所以于湖南等省，又特降分闱之旨，悯念士子之贫寒有志者。嗣后不为远险所隔，皆得以遂其观光之愿焉。体天之心以为民，尊师重道，则至圣先师追封一代。敬圣人如君亲，易讳为“邱”，重临雍之大典，改“幸”为“诣”，而诞降之期，斋戒禁屠，著为定例。且旌有节义，崇建祠守，奖劝善行，虚公核实，军民一体，直及于匹夫匹妇之贫且贱焉，风声之树更远也。体天之心以为民，优礼大臣，则赐坐赐茶；体恤群臣，有赏有赉。上下虽分，君臣一体，极至饮食之轻微，情至亦所必赐；器用、服物之小者，虽远亦所常颁。君臣之际，相期以诚，臣下隐微，无不洞烛，训诫开导。隆恩同于天地之钧陶万物，胜于父母之教育婴孺。至中至正，总以吏治戎政，物情民隐，各得其所为念。体天之心以为民，存亡修废，则合天下为一家，视异代而无外，大廓成例，封明祖之后以侯爵。考古仁恕之君，隆名之主，从未有如此之洪施公普者也。
【译文】要体会天意而爱惜百姓的生命，认为严明刑法原因是辅助君王道德教化的一种方式，立足于好生，法虽然有明文规定，执法则从存心宽仁出发。《书经》上说：“宽恕没有大的，刑罚没有小的。”
所以要慎重考虑，以求推广上天好生之德，有不得已必须用刑的，不过是打算申明国法，处以刑罚是期望减少直至消灭犯法和刑罚罢了。所以每逢有改定刑法条律，必然要进行三令五申，惟恐百姓不知法而陷入犯罪，成了不教而杀。时常对百姓深怀恻隐之心，为了防止滥刑，有严禁拷打逼供的规定；每年秋天审判死刑案件，有必须经三次复审的圣谕。稍有一线生机的，因事论事寻找可原谅的情节，宁肯过分宽仁，不可有一毫失去道义。不惜反复批阅公文，达到两三遍，每年遇到丰年时，往往都要格外加恩减少死刑。其实都是以天理至公为标准，亦就是合理人情而至安，宽大而又适中，这不等于不要法律；但是其中也间有应该从严的，那么要从严，以顺乎至正至平的原则。比如阿其那、塞思黑私蓄奸党，企图不轨，已经由圣祖皇帝贬去王爵废为庶人，可是他们不知道仰望君父的苦心，痛改前非，竟然坚持作恶而死不悔改，按他们的罪行实际上与周朝的管叔、蔡叔相同。我皇上本着大公无私的心情，根据道理公平执法，以为这叛逆大事有关国家和百姓是极重要的，不惜责数他们的罪行，而大义灭亲。这也同于“四凶”
在唐尧的时代，有可以容留的原因，所以尧才容许他们活着；到了虞舜的时候，一定有不能容许再留下的理由，所以舜才把他们杀掉。尧舜能有什么存心呢？都是四凶他们咎由自取来决定的。所以皇上今天实行的大义，也就是圣祖皇帝当年实行的仁德，真理是没有二样的，只能同归于一个公正，不同的是因时制宜，处理合乎当时的公平罢了。皇上金口玉言光辉万丈，已反复剖析了这个道理，可以说透彻已到尽处，而皇上的心迹，也直同日月一样明亮于千古了。上天的心怀是随着事物变化而生，原本没有一毫成见和私意掺杂在其中，所以用刑的宽与严，自古以来，非道德至当至公，是很难做到这样程度的。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录取士人则除了每隔三年举行一次科举考试以外，还有要求各州县每年荐举“贤良方正”的特恩诏书，还有下令各州县访求孝顺父母、品行端正，才能胜任做官，文章也有一定水平的人，每年各推荐一人给朝廷的谕旨。还有选拔贡生，不拘于他在考试中的名次高低，务必要求选拔通解经书、修养端正的人的谕旨。
还有让满汉、内外、文武各种官员，把有谋略有作为有操守的读书人，各自推荐一人的谕旨。有命令朝廷内外各官员，在京的主事以上，在外的知县以上，各自推荐所知道的人才，或举人、贡生、秀才，或山林隐逸，保送到礼部，安排由皇帝接见量才录用的谕旨。
而对于各省、州、县，文风极盛的学校，有晋升级别和增加秀才名额，扩大录取的谕旨。各省乡试录取举人的名额，也随之增加。广泛地搜求人才，每天孜孜不倦，希望获得贤才以作为做官治民的后备。而仍然时常担忧人才难得，务必爱惜保全人才并发挥其作用，即使偏僻地方，也要做到有才必录。所以对湖南等省，又特别降旨，采用分区乡试的办法，照顾那些贫穷而有志气的读书秀才，不必爬山越险集中省城，就能够就近参加举人考试了。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就认真尊重师道，对至圣先师孔子，加以追封其五代祖先为王爵。敬奉圣人如同先皇和亲人一样，下谕遇到孔圣人的名讳，都要改写成“邱”字以示敬避；重视皇帝拜祭文庙的典礼，把皇帝巡幸文庙的“幸”字，改为“诣”字，以示对孔圣的尊敬；并在孔圣诞辰之日，都要进行戒斋沐浴，禁止百姓屠宰牲畜，用制度固定下来。并且大力旌表节烈孝义的人，建立祠堂和牌坊，奖励善行，秉着一心为公的精神核实事迹，不论军民，一视同仁，连极为贫贱的男女百姓也不例外
良好的风气树立是非常广泛的。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大臣能优礼相待，接见他们时赐茶待如宾客；关心爱护群臣，常有赏赐和馈送。地位虽有上下之分，君臣的关系亲如一体。小到饮食这种微小东西，感情到时也必然要赏赐臣下；器用、衣服等小物件，虽然臣下远在边疆，也要常常颁赐。君臣的关系，相待在一个诚字，臣下的隐微私事，皇上没有不洞若观火，加以训诫开导。隆厚的恩德同于天地的薰陶万物，胜过父母的教育婴儿。处理事情非常中肯而正确，总是把吏治、军政和社会状况、民间真情，都处理妥贴挂在心上。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国家的存亡兴废，则看成天下一家，对覆亡的朝代不存在一毫见外，扩大修改历朝的成例，封明代皇帝的后代为侯爵。考查古时著名仁恕的君主、声望极隆的帝王，也没有过这种宽洪而公正的做法的。
【原文】
体天之心以为民，励精图治，则天德之刚，纯乎一敬，乾乾终日。法天行健，无时不极其精，无处不尽其详，广览博访，随机应变，无一不中节合宜，神聚到至处，心细到极处，即至群臣奏章，偶有一义未安，一字错落，几经廷臣历阅不到者，一经睿照，必为摘出。反复告诫，不以为倦。自朝至暮，凝坐殿室，扩然大公，物来顺应，非帝尧之钦明，大舜之恭己。殆未易臻此笃恭之境矣。体天之心以为民，垂训立教，则皇极之敷言，尤长江大河，浑浑灏灏，盘折自如，愈析愈精，实无一不行所无事，与天理之大中至正者相准。诚以宸衷虚明广大，昭融洞彻，海涵天覆，内外无间，浑乎天理之公，无一毫人欲之私，故发于文辞，理实气足，巍然经天纬地之作，与《二典》、《三谟》并垂不朽。
自古圣明之君见之典谟，载之史册，所传诏诰，其精思神力，未有在纵之深厚目极如是也。极而至于体天之心，为民之深，直至作述之间，心融神契，道统、治统、心法、圣学，一气相承。诚以圣祖皇帝德合乾坤，功弘位育，开生民未开之大业，深仁厚泽，迈百王而独隆，为皇天笃爱之肖子。是圣祖皇帝之心即天心，圣祖皇帝之德即天德，故一切政治，祖述宪章，多以圣祖皇帝为准。然亦只学其道，而不拘泥其法，其中有时地异宜，损益殊方，所当更定者，则又未尝不推对祖之心，以承天之心，为民而更定之。其实继志述事，适与圣祖无违也。所以大孝纯笃，无处不到。当圣祖皇帝宾天，哀号恸慕，尽礼尽制，历三年如一日；继以孝恭仁皇后升遐，兼服不懈，悲思历久弥深。当斋居永慕之中，孝思所及，孝治所颁，徽号之议，协万世之人心；配天之典冠，百王之隆会。晨昏瞻拜，朔望祭享，望山陵而致敬，瞻庙寝以告虔。无一时不思哀思敬，无一事不尽制尽心。此虽一时怪于至情，由于至性，为所当为，不知其然而然。本无意于民，不求鉴于天，然天人一理，家园相通，此感而彼自应，上行而下自效，实无往而非继天立极，为民作则之大者。岂但区区致我仁孝诚敬之至于圣祖而已哉。
【译文】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励精图治，皇上仁德的核心在于敬慎做事的一个敬”字，终日兢兢业业，警惕自身。顺从天道而自强不息，没有什么时候不用尽精力，没有一件事不考虑详尽，广览博采，随机应变，没有一件事处理得不适中合宜。精力集中到一处，心思细致到极点，即使是群臣的奏章，偶然有一点意思不妥，一个字用得欠当，几次经过朝内大臣审阅都没有发现的，一经皇上阅看，一定会给指出来。并反复告诫臣子，不觉得疲倦。从早到晚，一动不动地坐在殿内，心中想的全是国家公事，每件事都会很快批复解决。这如没有帝尧那样的聪明睿智，大舜那样的严格要求自身，是很难达到这样敬慎认真的地步。体会天意而为百姓着想，对臣民百姓教育示范，皇上所说的话，好像长江大河，浩浩荡荡，曲折自然，愈分析愈为精辟，实在是没有一件事没有说到，其指示都是恰如其分，没有不和天道相符合的。这实在是由于皇上胸中心怀广大，明察一切，度量宽宏如大海苍天包容一切，对内外一视同仁，统一在公天理之下，没有一丝一毫私心杂念，所以思想发挥到文辞当中，理实气足，文笔磅礴雄伟，真是经天纬地的杰作，直可与《尚书》里的“二典”、“三谟”一样共垂不朽了。
自古圣明的君王的著作见于经典，载入史册的，所流传下来诏书和圣旨，它的精深思想和神圣的气魄，没有一个比得上我皇上，上天赋予其圣智英明已达到了极点。由于达到这极点，而在体会天意，为百姓着想，也达到极深地步，反映到著述中间，便能心神融合，下笔如神，道德、政治、修养和孔孟之道，融合一体，一气相承。这实由于圣祖皇帝的仁德广及乾坤，功绩弘大地位崇高，开创了亘古没有过的伟大事业，超过了历史上上百个帝王而独盛，是上天所笃爱的肖子。所以圣祖心就等于天心，圣祖的仁德就等于天德，所以当今皇上实行的一切政治，承袭的典章制度，大都以圣祖皇帝时实行的为准。
然而也只是学其精神实质，而不拘泥于具体做法。其中有因为时代地点情况变化不同，也作了增删改动，其应当更改的，则又没有一处不合乎圣祖的思想，秉承上天的心意，为百姓着想而加以改定。实际就是继承了圣祖的遗志办事，与圣祖原意没一点违反的。这正是皇上大孝纯正的表现，没有一处不显露出孝心。当圣祖皇帝驾崩之时，皇上哀号恸哭，尽了一切礼仪制度，守孝三年如同一日；接着又遇上孝恭仁皇后去世，皇上兼为守孝，没有一毫松懈，悲伤怀念，时间越久越深。当在戒斋守孝居住的时候，凡是能想到的孝思，治丧所颁发的圣旨上谕，以及谥号的商定，都符合万代的人心；祭天的同时配享圣祖的典礼，其隆重超过了历史上一切皇帝。朝夕在先皇神像前观瞻拜谒，初一、十五都要前往祭祀行礼，遥望皇陵而致敬，观看寝宫而虔诚祝福，没有一时一刻失去哀思和敬意，没有一件事不尽心恪守丧礼。这虽然是一时发自内心的真实情感，是由于父子天性所至，应当做的就做，没想到的也会不知不觉地做了出来。
本来这种孝道，并不要求百姓也仿效着去做，也不求上天看见这样守孝而感动，但是天理人情总是一致的，家庭与国家也是息息相通的，这里有感那边就响应而互相影响，上边实行的下边就会仿效。所以皇上没有一件事不是代表上天树立榜样，为百姓作出示范准则的行动，其意义岂只是对圣祖皇帝表示敬孝的虔诚而已。
【原文】
凡此皆亲被德化之后，身近天日之光，管见所及，百千万分中之一耳。至于广大精神，浩浩肫肫，可以意想而不可以言尽者，不惟今日浅陋不得而知，抑人所不得而传。盖圣本不可知，而至德尤未易名言故也。此所以天人交孚。
数年以来，休征并著，嘉瑞屡见，太和翔洽，民康物阜，四海同登乐利之域，万姓共享升平之福者，诚以我皇上道德既早与二帝三王合辙，而治效自当与虞、夏、商、周并隆无疑也。静生长楚边，山野穷僻，足迹未到通都大邑，生平未接见一名人达士，加以稍长失怙，身处露孤，形单影只，胸次极狭，见闻极陋。不惟列祖相承之圣德神功，有所不知，并我朝得统之大者，亦所未闻，徒以迂固执方之见，而痼其好古不化之癖。早年从事举业，翻阅八股时文，读吕留良文评，妄喜其议论之爽快，而不察其气象之粗暴；贪其意见之间与己合，而不知其发言立论之甚者，实多与道义大相悖也。且平昔徒知其刊刻之多为有功，而不知其实欲多刻以为阴图射利之计。知其立言之高为有德，而不知其故为高论，以逞其欺世盗名之术。由不知而错好，由错好而误信。日甚一日，不觉为其说所浸淫者实深。至近年以来，兼读其杂文残诗，甚有谓《春秋》华夷之分，大过于君臣之义。而今日有人实若无人，有世实若无世。以此为《纲目》凡例未发之蕴。始闻未尝不疑，迨久而不得不信。
盖以其意借口于孔子之《春秋》，而例又窃附于朱子之《纲目》故也。因妄思君臣为人伦之首，本于天降，由于性生。人之思君如子之思父，天下未闻有父既失处，而于能晏然独安者。读书以明理为大，身忝士林，所干何事？又焉敢重计一己之死生利害，而委弃当身大义于不顾乎！加以我皇上圣德高远，初年洋溢未遍海内，即早为奸党布散流言，传闻满耳。此时不觉狂悖蛊心，顿忘天地之大，恍若当身道义之迫，甚于水火。乃敢定志，遍导域中，冀得聪明睿智能尽其性者，以为生民之依。遂即其谣传诋谤之词，大肆悖妄，冒昧上书于陕西总督岳公。直至事发之会，执讯庭阶，犹坚持吕留良悖论在心，以为道理当然，死何足惜。且妄谓纲常名教，而得其正，尤读书为士者之所乐，就而不避者也。
殊意承问大人仰遵谕旨，早知穷陋无知，为谣言邪说所蛊惑，乃将逐条所诬一一剖示；及我朝得统事迹，反复详告；并宣皇上文德之大，励精图治，孜孜为民，忧勤不倦之苦心。伏听之下，恍然自失，如梦初醒。本若可信而无疑，然反覆细玩，所宣扬处实无往而非三王之极诣、二帝之盛德。数千年梦想不到之境，岂意今日而恭逢有此盛会，似又可疑而难信。未几，蒙恩特发圣谕一章，颁到长沙，剖析宣示，极尽详明，觉大德粹行，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而不容掩。较前所闻于大人者，蓄德蕴道，深弘广备，玩味更无穷尽焉。
复自湖南以抵京城，一路所见，风清景和，文明灿烂，民康物阜，雍睦熙，不觉心醉神移，穆然远思三代，而旷怀唐虞矣。直至抵京，更伏读近年以来所颁示内外臣工圣谕若干卷，广大深渊，纯粹至精，盖自殷盘周诰以后，久矣未闻有此盛德至善，发挥透辟到此极处也。由是回思我皇上德量同天，以蝼蚁之微，冒犯九五之尊，自料万死不足以蔽辜。而我皇上竟埋然于衷，丝毫不怒。到京即超禁释囚，被以广厦，给以丰食，叠赐厚衣，暑悯其热，寒恤其冻。沛几多殊恩厚泽于千古仁惠之主，常法所不到之处。及至谳狱讯供，则又刑措不用，纯以至诚至德，感孚默化，使民不期格而格，竟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
【译文】
以上这几条，都是我亲受皇上仁德教化以后，身近皇上如同受到天日的光辉照耀，得到一些微小认识，这只是皇上伟大仁德中的百千万分之一罢了。至于皇上广大深奥的精神，浩大诚恳，只能意会而不能用话表现出来的，不但以我今天浅陋的认识不能完全领会，即使所有的人也难地说得详尽。这是由于圣人的思想高深是一般难以知道的，而至高至尚的道德尤其是不易用话形容的原因。由于这样才达到天意与人事交融结合的盛世。
几年以来吉祥的征兆十分显著，祥瑞事物不断出现，阴阳调和，物阜民康，四海之内共登欢乐世界，万姓人民共享天下太平之福，这实是由于我皇上在道德上早已和二帝三王一样伟大，而治理国家和效果，自然也和虞、夏、商、周一样隆盛，这是毫无疑问的。曾静生长在湖南的边境，处于荒僻贫穷的山区，足迹从来没到过一个较大城市，生平没见过一个知名人士，加以童年时身稍长大一点时，便失去父亲，成为浪浪孤儿，形单影只，养成胸怀狭隘，见闻极少。不但对我朝列圣代代相承的圣德和神功，一点也不晓得，并且对我朝建立是光明正大的正统，也没有听说过，所以迂腐而执有偏见，顽固地坚持食古不化的毛病。早年时读书走应科举的道路，在翻阅学习八股文的时候，看到了吕留良的一些评语，错误地喜爱他议论的直爽，而不注意他性情语气的粗暴；贪图他的意见有些和自己想法一致，而不知道他论说的要害，实际上大都和道义相悖逆。
而且平常只知道他出版了很多书而名气很大，对读书人有功，而不知道他实际上是为了读书牟利。只知道他能著书立说是有高尚的道德学问，而不知道他是故作惊人，以作为他欺世盗名的手段。由不知道其实质而错误地爱好，由错误的爱好而错误地信服其谬论，一天比一天加深，不知不觉便被他的邪说影响到很深的地步。到近年来，又读了他的一些杂文和部分诗作，很多地方常提到《春秋》上说的中国有华夷的区分，从道义上讲比君臣之义更为重大。而今天中国虽有人，而被他族统治，等于无人；虽有朝代政权，实际也等于没有。并把这作为《通鉴纲目》凡例中没有揭露的要旨。开始时也曾经怀疑这种说法，时间久了，也就不能不相信。
因为他把他的意思借口出于孔子《春秋》的主旨，而凡例又偷附于朱熹的《通鉴纲目》的原因。因而我便错误地认为君臣关系是人伦的第一项，本是上天所固定，由于人的本性所产生的。人的想念君主好比儿子思念父亲，天下没有听说过父亲流离失所，而儿子能够独自安逸的。读书的首要目的在于明理，我身在读书人之列，所做的是什么呢？又怎能计较个人的生死利害，而抛弃了读书人的切身大义而不顾吗！加之我皇上虽道德高远，但刚刚登基时，其英明的德政还没有在国内传颂开来，而自己的双耳又早已被奸党散布的流言诽语灌满了。这时我不觉受到蛊惑而狂悖充满心中，顿时忘记了天地间以君臣之义为第一大义，恍惚觉得自身受道义的压迫，更甚于如救水火。这才决定志向，要遍寻全国，希望找到一个聪明睿智能尽担起君王道德的人，作为百姓的依托。遂即用这些谣传诽谤的话，大肆狂悖编写成文，冒昧地写了书信上呈陕西总督岳公。直到上书事发以后，被捕审讯于官厅，还坚持吕留良所说的“华夷”之分的悖逆论点于心中，以为这是当然的道理，虽死也不算可惜。
且错误的认为能坚持纲常名教，而坚持正确观点，尤其是读书人所引为快乐的事，应当坚持而不能逃避。不料负责审问的大臣，遵照皇上的谕旨，早已知道我的浅陋无知，被谣言邪说所蛊惑，便把我的认识一条条地作了剖析；并把我朝统一中国的事迹，反复详尽地告诉了我；并说明了皇上用礼乐教化百姓，励精图治，孜孜不倦为百姓办事，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苦心。我跪听教训之下，才恍然领悟自己的错误，如梦初醒。
本来就觉得可信而不必怀疑，但细细玩味之后，又觉得其所宣扬的没有一处不合乎“三王”的最高境界和“二帝”的完美盛德。几千年来梦想不到的境界，不料今天竟能遇到这样的盛世，因而好像又有点怀疑，恐怕不可能吧。不久，又蒙皇恩发下圣谕一道，颁发到长沙来，对我迷惑的问题进了剖析和讲解，极尽详明，使我觉得皇上盛大精纯的德行，真如日月经天，江河行地，是不能掩盖的。比较以前几位审问我的大人们所说，更加蕴藏了高厚仁德和深邃的道理，精深弘大，无所不包，仔细玩味，更觉道理无穷无尽。以后又从湖南到京城来，一路上所见，到处一片风清景和的太平景象，文明灿烂，百姓安乐，物产丰隆，到处一片和睦快乐气氛，不觉心醉神怡，肃然地使人想到三代的光景，和想到唐、虞盛世了。直到抵达京师以后，又跪读了近年来皇上颁发给内外臣下的圣谕若干卷，内容博大渊深，论说纯正精粹，实在是自从殷商的盘庚到周朝的诏书圣谕以后，几千年来，久已没见到过这样的盛德极善，发挥透彻精辟的极好诏书了。
由此回想到我皇上仁德齐天，我曾静不过和一个蚂蚁一样微小，而冒犯了皇上，自料虽死上一万次也难弥补自己的罪行。不料我皇上竟然心怀坦荡，没有丝毫震怒。我一被押解到京，就解除监禁，安排住入很大的屋子，供给丰厚的饮食，不断颁赐衣服，夏天怕我受热，冬天又怕我受冻，给我很多特殊的恩泽，是千古仁惠的帝王和通常法律都没有达到过的。后来定案审讯，又不用一点刑罚，纯粹用真诚的道德来感化我，使我没想到被感动而不知不觉地被感动，竟使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而在不知不觉中懂得了道理。
【原文】
于是实信圣德光明浑全，毫无瑕累遗漏，前谣传所闻，不惟无其事，无其影，且不啻如天渊之悬隔，南北之反向也。加以一面翻阅吕留良家藏日记诸篇，其所以讥诋我朝者，皆是无端妄捏，立意毁诋，实非虚心论道理，见之言词也。乃知其立心既险，为术复巧，平日所说《春秋》诸义，关通于我朝者，不过借圣贤言语，以为题目，肆逞其无忌惮之私见耳。
况《春秋》正义与今日不相干涉者，有寒暑昼夜三反哉。静思量到此，如坠渊深，觉天壤虽大，无处可容，抢地号呼，痛悔何及。自咎数十年读书辛苦，修身砥行，无非欲敦伦笃义，俾或出或处，随在有以尽己性分之常，期无忝于名教，以仰副朝廷作养之意，并得有以报我父母鞠育之恩耳。今一旦身陷巨恶，罪犯弥天，生圣人之世，竟不得为圣人顺则之民，何颜立于世，何面见乎人？此种罪孽，从何处造作，从何处收赎填补？以是不得不切齿忍恨于奸党之造谤，与逆说悖论之陷害生民者，非小小事也。于是回审当身之义，前之所以孟浪上书者，为心中无知，惑于流言悖论，为当世求君起见。
今我朝既如此得统之正，溯其功德，揆之道义，驾过商、周、汉、唐有不屑道。而我皇上又如此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以孔孟之圣，处春秋战国之时，其所以汲汲皇皇，奔走不暇，欲引君当道，致之尧舜者，亦只为不忍生民之苦，求明圣之君以主治耳。而今日现有尧舜之主在上，实亘古未有之隆会，生民无疆之福庆。当其时者，即草木无知，犹被荣而向化，况身带血气者乎。所虑在静者，罪大恶极，虽有自悔自咎之诚，自怨自艾之行，剖心沥肝，亦惟恐后时不足补既往之阙，而仰希对鉴于万一。斯为可痛可悲耳，岂尚有旁说剩义，可以假借乎。是今日之心悦诚服者，正如赤子无知，被人欺隐其父；而寻父，寻父未几，而适遇父，遇父而相喜以从父。虽缘幸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实乃当身之正义。与从前误听误信，冒昧遍寻域中，冀德聪明睿智，能尽其性之圣人，以为生民主之心，名违而实相合，原出一辙。特先迷而后得，昨非而今是耳。天经地义，本不容泯。而德盛物化，尤不期然而然，至性至情所发，夫岂有所为而为之哉。
【译文】
于是才真正相信皇上的仁德和光明完美，没有丝毫的缺点和遗漏，以前听到的谣言，不但是没有其事，没有影子，而且与事实有如天渊之别，南北的方向相反一样。加之又翻阅了吕留良家中收藏他的日记多篇，才知他所以诋毁我朝的，全是无根据的捏造，蓄意攻击，并不是真心在讲道理，而写成文词的。这时才知道他不但用心险恶，又巧施诈术，平常他讲《春秋》的各种义理，关连到我朝的，不过是他借圣贤的语言，作为幌子，而肆意无惮地发挥他个人的私意罢了。
何况《春秋》真实的义理和今天情况毫不相同，有如寒与暑、昼与夜一样恰恰是相反的呢。我想到这里，真感到好比坠入深渊一样，觉得天地虽大，我实在无可容身之地了，伏地呼号痛哭，后悔忏罪也来不及了。自恨我几十年来辛苦读书，修养自身言行，无非是打算作一个遵守伦常道德、忠实于礼义的人，以使将来或者出仕为官或者在家终身，都能够经常保持本性的善良，不辱没于名教，不辜负朝廷养育之恩，并且得以报答父母抚养的恩德罢了。
如今一旦身犯大罪，罪恶弥天，我生长在圣人的时代，竟不得做一个圣人治理的恭顺百姓，还有什么面目活在世上，还有什么脸见人呢！我犯下的这种罪孽，是从什么地方引起的，又该从什么地方去赎罪和弥补呢？所以不得不痛恨奸党的造谣诽谤和吕留良的逆说悖论，它对百姓的祸害，真不是一件小事呀。于是回顾自己的思想，以前所以冒失地上书给岳总督，是心中无知，被流言迷惑，而产生为当代寻求君王的想法。如今知道我朝创业是如此正统，追究其功德，估量其道义，实在超过了商、周、汉、唐则不在话下。而我皇上又是这样的道全德备，超越千古。虽然像孔子、孟子那样的圣人，处于春秋、战国的时代。他们所以急急忙忙，奔走于各国不停，是打算引导各国君主，使他们走上尧舜之治，也是因为不忍百姓受苦，才寻求英明圣贤的君主来治的。
而我们今天，现有尧舜一般的君主在位，实是自古以来没有的好时期，是百姓无边的幸福。当这种时代，即使是无知的草木，也会被感化得欣欣向荣，何况是自身带血气的人类呢？所考虑的像我曾静这样的人，罪大恶极，虽然有自悔自责的诚心，自怨自艾的行动，但即使剖心沥肝，也惟恐不够弥补以前的罪过，而仰面希望皇上明察于万一。这真是可痛可悲的事，难道还能用别的说法理论，来借口为自己辩护吗？所以今天我能够心悦诚服，正好比孩子被人欺骗不知道自己的父亲，而去寻找父亲；寻找父亲不久，而恰和父亲相遇，遇见父亲而高兴地随从父亲。虽然这事是出于意外，梦想所不到的，但实是一个人当身的正义。和从前误听谣言，冒昧的遍寻国内，希望能得到一个英明睿智能尽其能力的圣人，作为百姓之主的想法相比，从外表看是不同的，实际这两种想法恰恰相合，如出一辙。只是先前迷失了方向而后来才走上正路，昨天想的不对而今天才真正达到愿望。天经地义的道理，是不能够泯灭去的，而道德隆盛万物都要被感化，更是不以人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至性至情所爆发出来的，这样岂是想做就能做到的吗！
【原文】
盖以我皇上道如此之全，德如此之备，不惟居中定治，处一统无外之下者所当服，即龙潜东海，未飞未跃，闻其声教，亦所当归当服。不惟今日宽仁不杀所当服；即按律治罪，置罪于极刑重典，亦所当悦当服。盖生死事轻，道义事重，若审之于义有所不可，静虽极愚不肖，又岂敢前既无知而犯莫大之罪，后复隐忍苟活以坏生民之大义，罪上加罪乎！故今日之倾心顺服，非是贪生，当身本无可据之义；皇上之宽仁不杀，实非废法，按罪实有可原之情。特以德非尧舜，则不能明照得情及此，即能明照得情及此，亦必不能大公无我至是。明照得情，圣也；大公无我，仁也。一举而仁圣并尽，此汉唐以后之贤君英主所万不能到，而必独让于唐虞三代之圣君哲后者也。
况尚有几多盛世未开之令典，生民未有之殊恩，令民感戴无穷者乎！此静今日所以不徒于语言传闻间，信我皇上之大德同天，乃于当身经历中，亲见我皇上之圣，与尧与舜并参也。夫为国以正名为先，名不正其弊至于礼乐不兴；为学以定义为大，义不定其弊至于进退无据。今我朝得统如此堂堂正正，历三千余年而莫有能媲，而列祖列圣之功德，并非汉唐以来之贤君所能拟。而读书向道之士，未闻有能出分毫气力，阐发其正大之名义，申明其广远之功德，使天下后世共见共闻，以报食德被功之大，而尽己当身之职分，斯己不能无愧于衷矣。而反含愤嫉忌，诋德若仇，造为悖论，张妄说，奴号以掩盖其实，而又甚焉。徒使穷乡晚进之士，胸无定见，但喜其议论之高险，而不审夫神圣之生，总无常域，遂将身为其说所眩迷而不知返。而山林清谨之士，无从考其底里，尤见道不真，择义不精，不知道之变易无方，义例所值，各有不同，一闻当前有此名义，则恐得罪地当时，进又虑见恶于圣贤，徘徊歧路，进退两碍；久之不得不托为高蹈远引之行，以自放其轻世肆志之习，其害理悖义而得罪于天也，可胜道乎。
夫人同此耳目心思，非甚无良，断无有食德而不见为德，被功而竟忘其功，生于圣世而不愿为圣人之氓者。今种种悖谬若此，盖为名主莫明天心，趋向莫知所定之所致，推其极皆由吕留良之悖论在前，错认题目，有以起之也。静至愚不肖，信其说最深，受其祸极大，以是犯罪弥天。幸蒙天子仁圣，体恤民隐曲，谅无知，得留残喘，以苟延岁月。然惟其信之深，是以于此中曲折知之甚悉；抑惟其受祸大，故于此中利害，言之稍切。乃敢忘其固陋，详述夫本朝得统之正，直迈商、周；当今皇帝之德，上参尧、舜者，以遍告焉。
【译文】
因为我皇上的道德如此地全，仁爱如此地完备，不仅居于天下的中心而治理国家，使处于一统中华内的一切臣民都应当悦服，即使是龙潜东海，未登皇位之时，听到其声音教化的，亦应当归心悦服。不仅今天对我宽仁不杀，应当悦服；即使按律治罪，处以极刑重典，亦应当诚心悦服的。因为生死事轻，道义事重，如认为有违于道义的，我曾静虽极愚昧不肖，又岂敢因以前无知而犯下大罪，后又苟生偷活破坏人生的大义，罪上加罪吗？所以今天倾心顺服，不是为了贪生，因为我本身根本没有什么可以依据的道义可言；皇上仁爱宽大而不杀我，实质上也并不是违背法律，按罪行来论，确实也有可原凉的情况。如果其仁德不像尧舜那样，则不可能洞察这种情况，即使能洞察一切情况，也未必能大公无私到这种地步。洞察情况，是圣明的表现；大公无私，是仁德的表现。一下做到仁德圣明兼尽，这是汉、唐以后历代贤明的君主所万万达不到的，而必定是唐、虞、三代的圣哲贤君才能做到的。
何况还有很多过去盛世所未见过的政令、制度，使百姓享受到过去从来没有过的特殊恩惠，而让百姓感恩戴德无穷的呀！这就是我曾静今天所以不仅只是靠语言传闻，信服我皇上的大德同天，乃是在自己亲身经历当中，亲眼见到我皇上的伟大圣明，真是和尧舜一样的。一个国家的建立，以正名为先，名如不正，其弊病会陷入礼乐不兴；读书做学问，以立定义理为最要，义理不稳定，其弊病会使人进退没有依据。当今我朝取得统治是这么堂堂正正，是历三千年来没有一个朝代可以与之媲美的；而我朝几位先王先帝的功德，也是汉、唐以来的贤明君主所难以比得上的。
而现在的读书做学问的人，也没有听说过有一个人能用出分毫的气力，阐述我朝名义的正大，讲解我朝历史广远的功德，而使天下和后世都能知道，以报答我朝养育的大恩，以尽自己本身的责任，这已经不能无愧于心了。反而含着怨恨嫉忌，诋毁仁德像仇人一样，制造一些悖逆的言论，胡说骗人，喋喋不休地来掩盖事实真相，这就更加恶毒了。这只能让住在穷乡僻壤的后来读书人，心中失去了主见，只喜欢其议论新奇惊人，而没细想神圣人物的降生，总是没有固定地点的，遂使自身受他的邪说迷惑而不能回头猛省。而居住于山林中的清白谨慎的读书人，因为没法得知他的底细，尤其对天道认识不清，对义理体会不精，不懂得天道是不停变化没有一定规律，对义理事例所持的观点，各有不同，一听说当前有华夷之分的说法，则害怕得罪了当今的政府；进一步又忧虑违反华夷的说法又违反了圣贤理论，所以徘徊不定，进退两难；只好假托于清高，远远地隐居，以遂其不问世事纵情自乐的习性，这是有损于伦理和道义又得罪于天的事，这种人现在真多得不可胜数。人都同样生长着耳目和心思，不是非常没有良心的人，决不会做出受到国家养活而看不到国家的恩惠，受到国家功德的荫庇而忘掉国家的功德，生在太平盛世而不愿做圣人的百姓这种事。
现在种种荒谬错误如上说的事，都是由于心中不明白我朝得统之正，而走向不知如何是好，追究其根源都是因为吕留良的谬论在前，而错认了由头，便盲目跟着走了。我曾静是个愚昧不肖的人，相信他的说法最深，受他的毒害极大，因此而犯下了弥天大罪。幸好遇上了仁圣的天子，体恤到小民的隐情，而原谅了我的无知，得以留下性命，以暂度岁月。但是正由于对吕留良的谬论信得最深，所以对其中的曲折知道得也就更详细；亦由于受其祸害最大，所以对其谬论的利害关系，讲得也比较切实。因此才敢忘掉自己的浅陋，详细地讲述了本朝得统之正，直比美商、周；当今皇帝的仁德，直可与尧、舜并列，用以遍告一切人。
【原文】
伏望沉潜向学之士，去井蛙习见，相观于昭旷之途。知覆载之大，原无畛域，神圣之钟，气流愈远。天亲民怀，亦只以其德其仁，而初无额定九州之例，则中外之谘释然矣。放勋重华，绍庥尚分二代；文谟武烈，盛德仅推二君。
而我朝极帝王之隆，兼积累作述之全，则治统道统之归，晓然矣。尧舜生安而在上，孔子以生安而益加好古敏求于下，功在一世，万世不相兼也。而皇上以尧舜之君道，复备孔子之师道，而天纵神奇，丝纶直匹之典，则心悦诚服之戴，沛然矣。猗欤盛哉！麒鳞凤凰，犹欲先观为快，奇珍大贝，尚冀一见为荣。今圣仁天子在上，应非常之运，具非常之才德，成非常之勋华。日月所照，霜露所坠，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而犹以中外为疑，是天地本至大无外，而人自以为有外。正如尧舜之治，不过九州，则人遂以为九州之外，不复有九州，而并疑邹衍所论为荒唐也，岂不悖哉。昔益之赞尧也，曰：“乃圣乃神，乃武乃文。”
说者以为惟其广运，是以变化莫测，而形容之不尽。窃尝谓皇上之圣神文武，由于仁孝诚敬之至，而仁与孝敬之至，又本于一诚之至，是以克合天地之量，克符天地之运，而无有远迩内外之间，为一无以内，对神文武之极谊也。孟子曰：“至诚不动者，末之有。”
《书》曰：“百兽率舞”。《易》曰“信及豚鱼。”今上有至诚，而下不以诚应，是殆鸟兽昆虫之不若也。乌乎忍，乌处敢！今而后凡为臣民者，益悟覆载之无有限隔，对人之诞生，无有中外。君臣之大伦，必不可逃，毛土之深恩，决不可背。《春秋》义例，因时审地，天悬地隔。而吕留良之逆说，必当芟除。今日之正义，永有攸归矣。人人悦服爱戴之忱，在在守孝子忠臣之分，各有重夫人伦，以全其天理之大公，复多所性之固有。常以静之至愚不肖，误听误惑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安有道之天，长享无疆之福，斯不枉为圣世之民，而为生人之大幸耳。是为说。
【译文】我希望一切民间家居读书做学问的人，都要去掉坐井观天的成见，放眼于光明远大的世界。要知道天地之大，原不分界限，神圣所钟爱的灵气，越大流动得越远。上天眷爱百姓怀念的圣人，也只是由于他崇高的仁德，而起初并没有规定只能产生于中原九州的成例，认识到这一点，那么就不会被把中国分为中外、华夷的说法蛊惑了。唐尧和虞舜，继承帝位还分为二代；文王的谋略武王的武功，隆盛的功德首推这二个君王。而我朝则达到帝王功业的极点，并兼有积累著述的齐全，那么在政治和道德的继承上的正统地位，便可一目了然了。尧舜为了百姓的安乐而身居帝位，孔子为了百姓的安乐而更加好古和勤学于下层，二者都功在一世，是万代也不能兼有的。
而当今皇上具有尧舜的君道，又具备孔子的师道，上天赋予其圣明睿智，治国功勋可直与尧舜匹敌，那么心悦诚服，拥戴这样圣明的君王，理由还不充沛吗。啊，真是盛大啊！麒麟凤凰，都想先看到为快，奇珍异宝，都希望能一见为荣。当今有仁圣的天子在上，顺应非常的好运，且有非常的才德，成就非常的功勋。日月所照的地方，霜露所降的地方，凡是有血气的人，没有不对皇上尊之亲之，而还有人以地分中外来怀疑，其实是天地本来极广大的并不存在什么外，而是人心中产生了中外的想法才有外。正如尧舜时的统治，不过仅有九州地方，而人遂以为九州以外，就不再有九州中华之地，并且怀疑战国时邹衍的说法是荒唐的，这是十分错误的呀！上古时伯益称赞帝尧，说尧“乃圣乃神，乃文乃武。”
评论这话的人认为尧因帝运广大，所以变化莫测，圣德是形容不尽的。我认为皇上的圣神文武，根本在于仁孝诚敬之极，而仁和孝敬达到极点，根本又在于一个诚”
字达到了极点，所以能够符合天地之量，能够符合天地之运，所以不分远近内外之间统一在一元之内，达到了圣神文武的极点。孟子说过：“不能被至诚感动的，是没有的。”
《书经》上说：“百兽也跳舞歌颂太平。”
《易经》上说：“猪鱼也懂得诚信。”
当今皇上有至诚的心，而下面臣民不用诚信来响应，这样真是连鸟兽昆虫都不如了。这能容忍吗，哪里敢！从今以后，凡作为臣民的，都应该更加明白天地之大是没有界限的，圣人的诞生，不分中外。君臣的大伦，是绝对不能逃避；食毛践土的深恩，绝对不可忘掉。《春秋》中所讲的义理和例子，是由于当时人状况决定，和今天的情况已是天地悬殊大不相同。而吕留良的逆说，必须铲除。今天的正义，才能永远深入人心。人人要献出悦服爱戴的热忱，处处守孝子忠臣的本分。各自尊重人伦的道德，以保全天理的大公，恢复我所固有的人性。常常用我曾静的愚昧不肖，误听误信为戒。四海同化，九州一德，各自安居于有道的盛世，长享无边的幸福，这才不枉作为一个圣人时代的百姓，而是人生的一大幸运。本文就说这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