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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
上谕：曾静悖乱凶顽，张为幻，从束狡恶狂肆之徒，未有其比。宜若性与人殊，不可化诲。乃今悔悟，从前为邪说流言所蛊惑，痛心疾首，历历吐供，自称“向为禽兽，今转人胎”等语。可见天地之大，无所不有，亦无物不可化诲。圣人有言，“信及豚鱼”。今以曾静豚鱼不如之物，亦能悔罪悛改如此。伊著《归仁说》一篇，奏云：“此身若在，愿现身说法，化导愚顽。倘不能生，则留此一篇，或使凶恶之徒，亦可消其悖逆之念。”
可见人无智愚贤不肖，无不可感格之人。是以将曾静《归仁说》附于各供词之后，非以其称功颂德、谄谀而存之也。
【译文】
皇上谕旨：曾静违反天道，凶恶顽固，编造谣言扰乱人心，自古以来狡猾狂妄的人，没有像他这样狠的。这种性情奸诈不同一般的人，看来是无法教育改悔的。可是如今却幡然悔悟，认识了以前是被异端邪说所蛊惑，现在能极端痛恨过去，清清楚楚作了招供，自称“过去是个禽兽，如今才脱胎成人”等话。由此可见天地十分广大，无所不包，也没有不可感化的东西。过去圣人说过：“诚信可以达到猪和鱼的身上。”
如今曾静这个连猪鱼都不如的东西，也能悔罪自新到这种程度。他写了一篇《归仁说》，并且奏告称：“如果能不死，愿意现身说法，去教育开导那些同样思想愚昧顽固的人；如果按刑法被处死，那么留下这一篇文章，也许能使同样凶恶的人，消除他悖逆的念头。”
由此可见，不论聪明、愚笨或贤明和不肖的人，没有不可以感化教育的。所以把曾静所作的《归仁说》附在各个供词的后边，这不是因为他在这篇文章中竭力称功颂德，阿谀奉承才保存下来的。
【原文】
曾静著述归仁说
圣人之出也非常，故其生也无常地，亦无常格。而其德业光辉之周于上下四方，心思运量之通于四海万世也。乃一皆超于前古，而并非数百年数千年之所尝有。昔人云：“非常者，常人之所异。”
窃以为非独常人，即世俗所震聪明绝世，才智出群，竭其私智，足以压服众论；逞其著述，且可流及远境。而不足以知圣人之生，与对人之德业光辉，心思运量之迥出前古，则亦至愚之常人，不安分之常人而已矣。盖天之生圣人也，其积气也极厚，故其备德也极盛。以宇宙而言，必天地中和，积之之久，蕴蓄至数百年，而始生一圣人。又数千年，而始生一大圣人，不常有也。以一家而言，祖宗功德积之之久，至数十年，又至数百年，而始生圣子圣孙，并为大圣之子，大圣之孙。此则又圣祖、圣宗分所宜有。而自下而仰观，亦世所不常有者也。
譬之未耕种之土，生气郁积既久，而一加耕种，收必数倍，嘉谷岂择地而生，天地于嘉谷亦岂择地而使之生者，而迥异他夫植。麒麟、凤凰不必尽出中土，奇珍大贝何尝不产海滨。同在此天地之中，一大胚胎，或左或右，孰分疆界，安得岐而二之，然则中国之生圣人，固已气竭力倦，而循环以出于远地也，抑何疑哉。况道之在天下无穷尽，无方体。今日与明日不同，此地与彼地各别，本极活脱变易，不容人以成格定式执持捉摸。所贵乎读书知道者，因时制宜，随地取中，即其活变之妙，以竭吾权度裁制之精，取吾与古人之同处勘出异，复使吾所处之异者归乎同，而后与古人五经垂训之旨合，而后人穷经明理，以定义之大用，斯无穷矣。然而斯义也，昔日扣盘扪龠，以瞽语瞽；桃源醉乡，由妄踵妄。若不经风霆鼓动，大冶熔铸，亦无由转头开盲，拨云雾而观天瞻日。盖生人之大迷，而至今乃得大觉也，抑厚幸矣。
【译文】圣人的出生是不寻常的，所以他的出生地也是没有固定的地域，也没有固定的标准。但是他道德功勋的光辉却照耀着上下四方，他的思想却影响到四海和万代。他的一切作为都超过古人，而且圣人并不是在数百年内或数千年内经常能出现的。过去有人说过：“非常的人，就是和普通人迥异的人。”
我以为不仅是普通的人，即使某些聪明绝世，使世人震惊的人，他们才智出众，拿他们的智慧，足以压倒一切舆论而使人感服；显示他们的著作，也能够流传到很远的后世。但这样的人也不能说是出现了圣人，能够与圣人的光辉德业相比，思想影响超过了古人。那么这种人也属于凡庸的普通人之列，只不过是个不安分的普通人罢了。所以上天降下圣人到世上来，他积累的天地灵气是十分深厚的，所以他具备的德行也必然非常盛旺。拿宇宙来说，天地阴阳之气和谐，积累很久，蕴蓄至几百年，才能诞生一个圣人，又经过几千年，才能诞生一个大圣人，这是不常能够出现的。拿一个家族来说，必须是祖宗积下很多功德，经过很久，或几十年，又到几百年，才能产生圣人的子孙，并且还可能是大圣人的儿子，大圣人的孙子。这都圣明的祖宗应该得到的。
从下边仰看这圣人的家族，也是世上所不常有的。这好比一片没有开垦的荒地，它的生气郁结了很久，如果一旦开垦出来加以耕种，它的收获一定比种久了的地多出数倍。茁壮的稻谷难道是只能选地点生长吗？天地对于茁壮的稻谷亦岂能限制到所选择的那块地里生长，而和别的土地上所生的不同吗？麒麟、凤凰这些灵禽珍兽，不必都产生在中原，奇珍和大贝岂不常产生在边远的海滨吗？万物同在一个天地中间，好比一个大的胚胎，或在左边或在右边，怎么能划分疆界，把它切成二半呢？这样，在中国出生圣人很多，已到气脉衰竭的地步，因而循环到边远的地方降生，这又有什么可惊疑的呢？
况且天下的事理是无穷无尽的，没有一个一成不变的模式，今天和明天不一样，这个地方和那个地方又有区别。这本是极为灵活易变的道理，是不能让人用固定不变的模式去认识和套用的。所以真正读书懂得事理的人，都是因时制宜，随地按照事物的特点办事，掌握住事物变化的规律，而顺乎规律制订精当的策略行事。拿我们和古人相同的地方，而从中找出不同的差异；再拿我们所处的不同的情况，引导到相同的地方。然后使自己的认识和古人经书所讲的道理相合，这样才能真正弄明白经书中所讲的道理，达到能够运用经书中的定义，这样享受到的好处便无穷尽了。然而对待这种定义，不能片面理解，过去有个传说瞎子没见过太阳，仅听说太阳是圆形，后来摸到一个盘子和竹筒，便以为是太阳了。瞎子把这认识又传给另一个瞎子。桃源、醉乡本是神话传说里的地方，以妄传妄，有人便以为是实有其地了。
这种人如不让他亲身感受一下天空中风雷鼓动，不让他靠近巨大的炼铁炉体验一下铁水的热力，是没法解决瞎子的错误认识的。只有拨开他心中的迷雾，才能使他懂得太阳的高远、巨大和炎热。这好比一个人思想陷入迷途，至今才得以觉悟清醒，这岂不是一件很大的幸运吗？
【原文】
恭惟我朝，当明末之乱，明位之移，由东土而来，扫除寇乱，抚临诸夏，一统无外。至德深仁，沦洽四海，鸿功骏烈，耀两仪。自有生民以为，未有如此之盛者也。自夫世人智不足以知对人之生。与天地之生圣人，往往非常。误以东土为非中华文明之会，并不知列祖相承之德，皆为圣人。于是妄引《春秋》之义，与孔子所许管仲之仁诸说，以比例自矢，甚有惑于近世吕留良之逆说悖论，忘其当前衣被仁育之深恩，敢肆然讥诋诬谤，私形于论说文词者，亦或有之。其名欲正大义，而不知实反拂乎生人之大义；谓以明道，而不知竟大昧乎当然之常道。既昏迷错乱，枉误乎当身，复陷身悖逆，以取罪于当时，而贻讥于后世。此曾经身历者，不得不为天下之有志于学，而不知亦变易之道，徒为吕说所陷溺者，变色告之也。夫天地间二气，五行之精英，由聚而散，日流日广，且变动不拘，循环无常。唐、虞、三代之世，中土本狭、五服之地，荆、楚、吴、越已算要荒蛮服，其余粤、闽、古滇、巴蜀，封疆所建，贡赋所通，尚未属于中国。然计世运之升降，必以治统为转移。而稽治统之转移，又必以道统为依归。唐、虞、三代之盛，承帝治者首推大舜，颂至德者终惟文王。孟子曰：“舜生于诸冯，东夷之人也。文王生于歧周，西夷之人也。”
是唐、虞、三代时之圣人，已有不尽生于中土者矣。自秦以及五季，千五百余年，二帝三王，周、孔之道，晦盲否塞，不明不行。至宋而天运始旋，其道虽仍不行于上，而实明于下。然开其统者，始于濂溪周子，集其成者盛于紫阳朱子。周子生于湖南永州，而迁于江西；朱子生于江南徽州，而学于福建。今考湖南乃楚地，而永州竟居两广之界，江南即吴江，而徽州实于东闽相接。江西则古三苗之地，福建原属八闽之区。由是观之，则知圣人之生，其不以地限也，昭昭矣。且《春秋》之摈吴楚为夷狄者，因时审地。按其事迹，与今日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盖风气之开，由渐而著，自有天地以来，文运到周为极盛，而文、武、周公，以世德笃生之圣，制作礼乐，又鉴古为极精。故一时明备灿然，声名文物之隆，不惟非后代汉、唐所能及，实非前代唐、虞所得并。所以圣人赞曰：“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译文】
敬想我们大清，当明末天下大乱时，明朝的皇位移动，我朝从东方来到，扫除了寇乱，安定了中华，一统了国家。用至高的道德和至深的仁义，博得了四海融洽和睦，轰轰烈烈的丰功伟绩，照耀着整个宇宙。自有人类以来，还没有过这种兴盛的时代。由于世人的智慧不能认识到天地之间孕育出圣人，往往不同一般。因此错误地认为东北边远的地方，不是中华民族文明汇集的地方，又不知道我朝列位先皇互相承袭积累了深厚的德行，都是一代圣人。于是便错误地引用《春秋》讲的道理，以及孔子称许管仲“尊王攘夷”的仁德等观点，并发誓要按照这种观点去做。便为近年吕留良所说的一些悖逆言论所迷惑，忘掉当前自己身受本朝仁德养育的深恩，竟敢任意诋诬诽谤，私自写成论说文词，也偶然有这种事。其目的是想说明人生伦常大义，而不知道实际上反而违背了人类的伦常大义；本想说明天道的规律，而不知道竟然完全弄错了天道运行的道理。既达到思想昏迷错乱，毁害了自己一生；又陷入叛逆的行列，触犯了当前的王法，给后世留下了笑柄。这是我所亲身经历的教训，不得不对天下有志于求学，又不懂得事物变化的道理，而被吕留良的邪说蛊惑的人，郑重地讲述这番道理。
天地间的阴阳二气，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的精华，都是从聚到散，天天流动天天扩大，并且变动不受拘束，循环没有常规。上古唐尧、虞舜和三代的时候，中国已开化的本土还非常狭小，京师以外，五百里为一服，五服以外的地方，像荆、楚、吴、越这些地方，就已经算是荒蛮夷狄的地方了，其余如广东、福建、云南、四川等地，还没有在那建起地方政权，收缴贡赋，还没有属于中国。考察社会的发展，要以政权为变化依据；而考察政权的变化，又必须以思想道德的统一为根本，唐、虞、三代的兴盛，第一个继承帝位的是大舜，论道德仁义则推文王为最。孟子说过：“舜出生于诸冯（今山东菏泽东南），是东夷的人；文王出生于西歧（今陕西宝鸡东北），是西夷的人。”
据此，早在上古唐、虞、三代时的圣人，已经有不完全是生在中原的了。自秦朝到五代，一千五百多年，唐、虞二帝，夏、商、周三王，以及周公、孔子的主张，没受到重视和提倡，道理不明，影响不广。到了宋朝以后，天道才有了变化，上古圣人的道统，虽然还没受到帝王的重视，而实际上在百姓中已经明白了圣人的道理。而开始真正讲述圣贤道理的人，开始于周敦颐；进一步加以发展，集其大成而使之成为系统理论的，是曾讲学于紫阳书院的朱熹。周敦颐出生于湖南永州（今零陵），后来迁居江西；朱熹出生于江南的徽州（今安徽歙县），而读书求学于福建。今天考证起来，湖南是古代的楚地，而徽州实际与东闽相接壤。江西是古代的三苗地方，福建原来属于八闽地区。由此可见，圣人的出生，并不受地区的限制，这就十分明白了。况且《春秋》把吴、楚排斥出中国，称之为夷狄地区，这是根据那时的状况来讲的，考察当时中国的状况，和今天的状况相比，不惟像方形和圆形形状不一样，而且简直好像寒和暑、昼与夜一样，完全相反。社会风气的开通，总是从逐渐变化发展到盛行的。自从有天地以来，文运在周朝时达到极盛的时代，而文王、武王、周公，由世德深厚而诞生出来的圣人，制定了反映文明进化的礼、乐制度，十分尊重古代文化遗产。所以一时之间，各种礼仪制度都十分齐备明确，声名的影响和文化的发达，不仅后来的汉朝、唐朝无法达到，即使以前的唐、虞盛世，也是比不上的。所以孔圣人称赞说：“文采兴盛，是周文王时代，我推崇周朝。”
【原文】
《春秋》之书，虽因平王迁以后，政教不行，王者之迹熄而作，然当时鲁、卫、齐、晋诸国，去文武之世未远，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蔼然是成周之旧。而吴、楚、山戎以侏不通诗书，不知礼义之习，逞其僭王猾夏之恶，冒于中华文明之治，此圣人所以深恶而摈斥之。其实圣人之心，即天心，因其当绝者而绝之，初未尝有意以吴、楚为处地，亦未尝立念以高置诸夏，而重内轻外也。使诸夏而不谨其常度，则其贬而抑之，也又甚于吴、楚矣。故先儒撮其旨曰：“夷狄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中国而夷狄，则夷狄之。是《春秋》之书，分华夷者，在礼义之有无，不在地之远近。心实至公至平，原视乎人之自处何如耳。况今日则更有事不同，而大相反者，何也？古来治统道统之合一，而从天定者，自暴秦变乱以后，虽历汉、唐、宋之盛，犹不免架阁漏空，无当于对人之万一。
明末之世，尤君怠臣侈，百度废弛。内则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则藩封放恣，暴殄天物。官吏贪污，横征暴敛，所在皆然。荒淫骄奢，世家大族，习为高致。加以文德尽废，远人不服，各处蒙古外藩，皆为劲敌，边警时闻，应接不暇，元气尽丧。即极之前后五代之衰，亦不过是。座之流贼四起，惨杀屠掠，毒逾汤火。凡贼所经过府郡州县，以及市井村落，类皆片瓦不保，目惨心伤，自有生以来，其离乱未有如是之甚者也。论者不思此境，妄引三代、春秋之盛以此例，何其悖谬甚乎？况本朝太祖创业东海，以德行仁本，尤取明天下之心。至太宗皇帝，政举教修，仁声仁闻，四讫海内。当是时，曾勒兵入关，徇地直至山东临清，周视京城，纵猎南苑，以期为明解仇释怨，熄兵安民。而明之君臣，竟置之不问，由是振旅东归，明不能以一矢加遗。当时若有一毫利天下之心，取明直如反掌之易，又何待贼陷京城，愍帝身殉国难，明祚已绝，明位已移，请除寇乱而后兴卿命将乎？即此一举，较之武王大会孟津，观政于商，以冀纣恶之悛悔，心事更光明正大，表里无憾。况入关一战而胜李自成二十万之众，如摧枯拉朽，望风逃窜，席卷长驱，廓清海宇，救亿万生灵于水火之中。当时天下之众之依我朝也，如出深渊，如睹父母。由是世祖章皇帝发政施仁，抚临天下。而天下之感戴者，不惟明之君臣雪耻复仇，衔结莫报；且大者为我亿万生灵拔死育生，大德深恩，直与天地同流。
【译文】
《春秋》这部书，虽然是因为周平王东迁以后，政治教化难以推行，对过去王室的威望消失而感慨所作。然而当时的鲁、卫、齐、晋等国，离文王、武王的时代还不远，所以他们还遗留着过去的习惯，其风俗和好的政策，还差不多都是成周时候的老样子。而吴、楚、山戎等地，因边远方言不同，而不懂诗书，不知道学习礼义，仗着他们自立为王的身份而与中国内地各诸侯并列，冒充中华文明礼义之邦，这是圣人所深为讨厌而排斥他们的原因。其实，圣人的心就是天心的表现，看他应该排斥的就排斥，起初并没有产生把吴、楚当成外地的意思，也没有把中原文化发达的诸侯抬高一等的想法，重视内地而轻视边远地方的。假如中原各诸侯国不谨慎地遵守传统礼义，那么对他们的贬低和指责，也会比排斥吴、楚更厉害。所以过去的儒家归纳出这种观点的主旨说：“夷狄地方的人如能实行中华的文明礼义，就应看成中华文明的一部分；而地处中原的诸侯国，而不实行仁义和边远地方一样，就应该把他们看成未开化的夷狄。”
所以《春秋》这部书，把中国划分为华夏和夷狄二大部分，是根据其有没有文明礼义，而不是依据他的地方远近。这种看法实在是非常公正的，关键是看你本身的实际言行是什么。况且今天中国境内的形势和春秋时不同了，而且又恰好相反，为什么呢？上古时候政权的传统和道德的传统是一致的，而顺从天道运行的规律。自秦始皇变乱以后，虽然经历了汉、唐、宋这些朝代，也曾一时兴盛，但仍免不在制度上存在很多漏洞，比不上圣人时代的万分之一。明朝末期时，尤其表现得君主懒惰，臣子奢侈，各种制度废弛。在内来说，则是宦官专权，把持国政；在外来说，则是藩王放恣胡为，暴殄天物。官吏们纷纷贪污，横征暴敛，到处是一样；荒淫骄奢在世家大族中，已成习惯达到极点。更加上文明道德的荒废，边远地方的人民便不服从了。以前的藩属相继都变成强敌，边境的警报不断传来，应接不暇，国家元气丧失殆尽。即使和以前五代王朝覆灭时情况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终于导致流寇四起，到处惨杀掠抢，狠毒胜于沸汤烈火。凡流寇经过的府郡州县，以及集镇乡村，差不多都是片瓦不存，眼看已到了惨不忍睹的地步，自从有人类以来，所受离乱之苦，没有比这时更甚的了。
议论的人却不想想这种情况，错误地引用三代和春秋盛世的情况来相比，为什么会这样荒谬无理呢？况且本朝太祖，创业于东海，以道德仁义之心为根本，并没有夺取明朝天下的想法。到太宗皇帝即位后，政治、教化都走上正规，仁德的声名，传播于四海。这时候，曾经领兵进入关内，巡视地方直到山东临清，并且在明朝京师周围巡视一圈，还在南苑打猎，希望能和明朝化解怨恨，罢兵安民。而明朝的君臣，对此事竟然不闻不问，于是太宗只好率兵回转东北，那时明朝已弱到不能放出一箭的地步。
当时如果存有一毫取天下的心思，夺取明朝的江山真是易如反掌，又何必等流寇攻陷京师，崇祯皇帝以身殉国，明朝国祚已绝，明朝皇位已换主，应请求去除流寇的动乱，才兴兵点将入关吗？就拿这个例子来说，比较起周武王大会诸侯于孟津，率兵观政于商朝，希望用压力使纣王悔罪恶的做法，心事更加光明正大，表里没有一点可指责的地方。况且入关后，只一仗便击败了李自成二十万兵马，如同摧枯拉朽一样，使他望风逃窜，我军席卷长驱，扫清了海内，拯救了亿万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
当时普天下百姓依赖我朝，如像跳出深渊，见到父母一样。由于这种情况，世祖章皇帝才决定建立政权广施仁爱，而登上统一中国的皇帝之位。而普天下感恩戴德的，不仅是明朝的君臣因我朝为他们雪耻复仇，感到结草衔环也无法报答；而更大的是为我国亿万生灵救死育生，其大德深恩，直可说是天高地厚一样了。
【原文】
由此观之，在昔汤、武为夏、商诸侯，虽以仁兴，而君臣一伦犹不能脱然无憾。所以当时成汤不免有惭德，武庚不免以殷叛。岂若我朝之有天下也，得于流贼李自成之手，视商、周之得统更名正而言顺。
明臣、汉人，当时皆乐为效力致死乎。是春秋之吴、楚以夷狄之心，肆夷锹之行，蔑视诸夏礼乐文明之治，而来僭乱之。我朝以仁义之心，行仁义之政，不忍中国之生灵涂炭，而来抚绥之。一是为乱于至治之世，一是敷治于极乱之时，所谓不惟如方圆体度之不相合，竟脱然如寒暑昼夜之相反者此也。使圣人而在今日，其作《春秋》也所以大褒予于我朝者，当如何深切著明可知矣。盖圣人与天合德，天大无外，圣人之心亦无外，稍有一毫有外之心，即不能合天心，又何又为圣人。所以圣人判事，至虚至平，胸无一毫成见定义。原视天视民以定义。而天之于民，实无常亲，惟德是亲。今我朝不折一矢，不伤一众，不待年而成帝业。到今幅员之广，与天同大，享年之永，与天同久。承承继继，笃生圣人，愈远愈大，弥久弥光，四海升平，万国咸宁，此岂人力所能与？乃民之食德者厚，以至皇天亡眷顾者深，所以至是。圣人又何事违天拂民，而有彼此之间哉！故谓《春秋》大旨在谨华夷之辩则可。若概引《春秋》之例，以抵当我朝之盛，则罔诬圣人作经之旨，为大不可。谓圣人许管仲之仁，其功在于摈吴、楚则可，若妄以吴、楚例今日，则是非颠倒，害道害义，为大不可。是《春秋》不惟无碍于我朝，而我朝竟深有契于圣人之心，大有光于《春秋》之义旨也。审矣。
【译文】
从这来看，过去汤王、武王是夏、商两朝的诸侯，虽然靠着仁德而建立了国家，而不能摆脱以臣子夺去君主王位这一事实，因而有违伦常而感到遗憾。所以成汤不免有惭于德行，武庚不免以是殷纣王的儿子而叛乱周朝。这岂能像我朝得天下于流寇李自成之手，用商、周来相比，我朝得天下更为名正言顺，所以明朝的臣子和汉族人，都乐意为我朝尽力效死。至于春秋时代的吴、楚两国，是怀着夷狄之心，逞着夷狄的不讲道德行为，蔑视中原的礼乐文明的统治，僭号称王，兴兵扰乱中原；而我朝以仁义的心胸，实行仁义的政治，不忍中国百姓生命涂炭，才来救援抚育他们。
吴、楚是作乱于太平盛世，我朝则是为了创造太平于天下大乱之时。这两种不同情况，不仅像方和圆一样体形完全不同，而竟然和寒与暑、昼与夜恰好相反一样。假使孔圣人活在今天，他所作的《春秋》，一定会大大地表彰我朝，应当如何来深切说明，看看以上对比便很清楚了。因为圣人的心和上天的道德是一致的，上天是公正得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圣人的心也是没有一点私心偏见的，稍有一点私心偏见，便不能合乎天心，也怎么能算得上圣人呢？所以圣人对事物的看法，是非常虚心和公平的，心中不存在一点成见定义，是根据天意民情而才能答出定义。
而上天对于人民，也不是永远亲爱一个地方，只有依据德行来相亲。如今我朝不费一弓一箭，不伤一个人，不到一年便建成帝业；到现在国家疆域之广，与天同大；享受皇位之长，与天同久。一代代继承，连续出生圣人，传得愈远愈伟大，愈久愈加光辉，四海升平，万国安宁，这岂是人力所能做到的吗？乃是我国百姓受到恩德特厚，以至上天眷顾爱护得也就特深，所以才能够达到这样地步。又有什么事可以上背天意下违民情，而硬要划分彼此呀！
所以说《春秋》的主旨，在于谨慎辨别华夷的区别则可以；如果一概引用《春秋》中的例子，用以来诋毁我朝的盛世，那么实在是诬蔑圣人作经书的原意，是大不可的事。如果说圣人赞许管仲的仁德，他的功劳在于排斥吴、越则可以说；如果错误地把吴、楚来比今天，则是非就完全颠倒，伤害了道义，则是大不可的事。据此，《春秋》不但对我朝没有什么妨碍，而是我朝的立国竟然深符于圣人的心，并发扬光大了《春秋》的主旨，这是可以肯定的。
【原文】
盖我朝自太祖高皇帝神武盖世，开创帝基；太宗文皇帝弘继体之业，统一诸国；世祖章皇帝建极绥猷，抚临中外；圣祖仁皇帝圣德神功，遍及薄海内外，久道化成，沦肌浃髓，更为超越前古，业隆万世。可见皇天笃爱之至，非三代以下所及，即极之虞、夏、商、周，天运初开，太和极隆之会，亦罕有此圣圣相承，绵绵无间之盛。况我当今皇帝，尤圣神文武，时中变化，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恢弘前烈，更有光于圣祖仁皇帝者哉。故其治效化功之显烁于两间者，已极礼明乐备之盛，而其验实亦已至于海晏而河清，特以治德渊微，圣学深，山陬海之间，间有不能与闻其大者，实因初潜藩邸，韬尧养晦，无求无欲，研经味道，以尽己性分之固有，职分之当，为未尝稍露一声光于人间，所以龙德中正，不惟非天下所得知，并非在廷诸臣所能识。
惟我圣祖仁皇帝，聪明天纵，本父子之亲，以圣知圣，早知人品贵重，蕴蓄美富，为能聪明睿智足以有临。然亦以是存亡于心，而不肯扬之于众。直至圣躬不豫而大渐，委以南郊大礼，从方知我皇上至德天全，圣学性安，久为圣祖皇帝所深契。而于此尤可以见圣祖皇帝之揆道精义，传子即以传贤，并二帝，兼三王，而适于中者，迈百王而首出矣。所以当我皇上御极之初，一切政治，天下皆莫能仰测高厚之所由出。加以阿其那、塞思黑等，久蓄奸谋，散布流言于外，以致盛德至善，不能骤得遍闻于穷乡远鄙者，斯亦事理之所必有。
岂知我皇上渊衷至仁，天性至孝，发虑至诚，修已至敬；而造德之纯熟，学问之渊深，历练之缜密，处事之精详，则又一理浑然，泛应由当。举凡之于政刑，见之于德礼者，既无一处不知之极其精，复无一事不处之极其当。神明尽智，化裁尽变，推行尽通，深仁大德，际天蟠地。究其归，皆因物付物，初未尝稍存一毫成见于未事之先。是以身虽至劳至苦，无一时一刻不以爱养天下苍生为事。凡可以利济斯民者，思无不到，到无不行，行无不实。自朝至暮，一日万机，目不停视，手不停批，不遑宁处，而心实至安至逸。常如明鉴、如止水，万物之过其前者，妍媸自然必露，而不容掩。今试于荡荡难名中，而以管窥及者略举其万一。如明王奉若天道，大义本于天经，自二帝三王唱和而后，后世人主皆以国家行政出治，生杀予夺，权由己制，竟不知大君之上，更有天焉，不可违也。
【译文】
我朝自从太祖高皇帝以神圣的武功，开创了基业；太宗文皇帝继续发扬光大，统一了中国全境；世祖章皇帝建立治国大政，安定了中外；圣祖仁皇帝仁德、武功，遍及全国内外，普施仁德教化百姓，恩惠深厚深入肌髓，更是超过了上古前朝，帝业的兴隆光耀万世。可见上天对我朝的厚爱已极，是三代以下各朝难以比得上的，即使追溯到虞、夏、商、周，秉承天运建立最早的几个朝代，帝业极隆的太平盛世，也罕有我朝这样连续出现英明圣主继承帝业、绵绵不绝的盛况。何况我朝当今皇上，尤其圣神文武，这时的变化，比之天地化育一切也不为过；恩德泽及万物而无一遗漏，弘扬先皇的政教，使圣祖仁皇帝的未竟事业更加光辉。所以其治理国家教化百姓的功勋显耀于二者之间，已经达到礼乐文明极盛的顶点，而其治理的效验也由海清河晏来得到了证明。
至于当今皇上治理国家的才德深厚精妙，学识更是渊博高深。而远居山角海滨的人，或许有不知道皇上功绩之大者，这是因为皇上还是藩王的时候，才能深藏不愿显露，既不求名声也没有什么欲望，终日研读经书修养道德，以尽力符合自己的个性和藩王的身分，从未尝想显露一下自己于世间。所以圣人的道德十分纯正，不仅不是天下百姓所能晓得的，就是朝廷内的各位大臣也很难知道。只有圣祖仁皇帝，天赋予他聪明，又与当今皇上是父子关系，所以能以圣人的眼光认识圣人，早已知道当今皇上人品贵重，胸中蕴藏着雄才大略，能够用其聪明睿智做一个英明的君主，但是也只是默记于心而不肯传扬出去。
直到圣祖健康不佳处于病危之时，才委托当今皇上代替主持南郊祭天大典，于是众大臣才知当今皇上仁德天授，学识性情稳重，已久为圣祖所深深注意了。由此可见圣祖皇帝处理大事的深刻意义，传位于儿子就是要传给贤明的人，其英明识见可以说兼有尧、舜二帝，夏、商、周三王的美德于一身，而超过了后世的百王之上。所以当今皇上自登基之初，实行的一切政治，天下人都难懂得这些英明高深的做法是从哪里来的，加之阿其那和塞思黑等人，久已心怀夺位的奸谋，所以在外散布流言诽语，以至当今皇上的盛德和善政，不能很快地传遍于国内远僻山乡，这也是事理的必然。如何能知道我皇上宽厚的心胸非常仁德，天生的性格极为孝顺，考虑问题本着诚心，修养自身要求严格慎重；而对道德运用的纯熟，学问的渊深广博，遇事思考的缜密，处理问题的精详，则又浑然一体，各方面应付得都十分妥贴。
比如施行的政策和刑律，用道德礼义去观察，既没一个地方知道得不够精详，又没有一件事处理得不是极其妥当；智慧英明到极点，教化百姓使之道德一新，推行的善政通行全国；其深仁大德，真是顶天立地呀。追究其功绩的根源，在于根据不同的事物给以不同的办法去解决，并没有存在一点成见于处理事情之前。所以皇上虽然至劳至苦，也没有一时一刻不以爱护养育天下百姓为目的。凡是有利于百姓的事，没有不想到的，想到的没有不实行的，实行没有不扎扎实实达到目的的。
自早到晚，日理万机，目不停看，手不停批，没有一刻闲暇安宁，而内心实际上才最安定最放心。经常心如明镜一样亮，如静止的水一样安定，万物从眼前经过的，美和丑都会自然显露，而不能有一点掩盖。现在试于浩荡无数难以一一说清的圣绩中，将看到一斑略举其万分之一的事例。比如英明的帝王都是尊奉天道规律的，道义是上天所树立的，自从上古二帝三王相继遵守以后，后来的帝王都是用国家政权来治理，生杀大权自己说了算，一切权力都归于自己，竟然不知道君王头上，还有上天，天意是不能违背的。
【原文】
我皇上念念从民设想，处处体天定趋。凡天所好者，体天之心好之；天所恶者，体天之心恶之；天所欲行欲止者，体天之心行之止之。由是体天之心以养民，知食为民天，农乃食本，务使各务本为，尽力南亩，不得贪利而废农功之大，不得逐末而忘稼穑之艰。每岁躬耕藉田，以重农事。而老农之勤朴无过者，令各州县岁举一人，荣给品秩，以示鼓励。而先啬神农，亦开千古未开之典，设坛崇祀，以报其功。偶间一处旱涝，即悯念忧形，减膳之下，殚精竭诚，为民祈祷，专务修少人事，以格无心。
座至祷雨雨通，祈晴晴应。犹不以此为足蠲减赋之典，无年不颁，赈灾救患之泽，无地不遍。甚者如江南、江西、浙江，正供六十余万两，皆沛恩永免，深仁厚泽，与天罔极不朽。采运积贮，禁屠崇俭，以预防其不足。与夫疏浚河流，开导积淤，相地开垦，以奠民居。通民行而济民食者，可谓无处不到，无法不备参。推其极抚久绥尽六合之广，虽穷幽极僻之区，亦不至一夫失所，如西陲安插之众，不惜厚赐，使之衣食有赖。云贵等省，边塞土民，素受土司之害者，禁其鱼肉，革其科派，老有沿乡给发之养，孤贫有动用钱粮，务令得沾实惠之谕。存恤悯念，恻怛，恩膏直下及于行人气人之微贱，以期尽天子惠元元，包涵并育，大小高低遐迩，一体之本，量而后快也。
体天之心以爱民，则察吏不得不极其明，惩贪不得不用其法。谓贪赃犯法之官，蠹国殃民，罪大恶极，即立置重典。亦不足以蔽其辜。但不教而杀，有所不忍，故曲宥其死，偶行抄没其家资，以备公事赏赉之用，盖所以昭国法而惩贪污，并使后来居官者，知贪赃之物不能入己，无益有害，自不肯复蹈故辙，以罹法耳。更或即其所有之资，填补亏空之数，其得豁免其罪，此皆以罚恶之内，隐寓宽仁之意，原非过刻也。至于人之心术，隐微之中，疑似之间，最为难测。睿照则辨析精微，而公中有私，私中有公，尤如丝过扣，毫发清楚。然犹不以此自用，必广行采访，以收好问好察之益，以为执两用中之资，抑兼欲得人擢用，为生民思久安长治之计，故一切政令所敷，治益求治，安愈图安，务求适中得当，立千百年不坏之良谟，以期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民日迁善。而不知其所以爱民者，又何无己也。
【译文】
我们皇上一心念念地为百姓设想，处处体会天意而后决定行动办法。凡上天所爱好的，体会天意而同样去爱好；上天所讨厌的，体会天意而同样去讨厌；上天所打算实行或制止的，体会天意去实行或制止。由此这而体会天意在于抚养百姓，知道“民以食为天”
这个古训，而农业则是吃饭的根本，所以力求农民能各就本业，尽力耕种田地，不允许贪图小利而荒废农业生产这个大事，不允许追求小事而忘记耕种的艰难。每年皇上都要亲自到御田里耕作，以提醒要重视农事。而对长期从事农业生产的老农，考察他们勤劳朴实没有过错的，让各州、县每年向朝廷推荐一个人，授给他相当官员的品级，以示鼓励。而对于从事农业的始祖神农氏，也开创千古没有过的盛典，设立了“先农坛”加以隆重祭祀，以报答神农氏的功劳。
偶然听说某一地方发生早涝，就产生怜悯挂念，忧愁形于颜色，除了减削御膳食物外，又尽精竭诚地为百姓祈祷上天，反省所办的各种事情有没有过错，并加以改正，以希望感动上天。最后终于达到求雨雨降，求晴晴至，仍然不以此为满足，减免赋税的恩典，没有一年不颁发的，赈济灾民的恩德，没有一个地方不到。特别是像江南、江西、浙江等省，规定每年田赋银六十余万两，都获得皇恩永远免除，这种深仁厚德，真和上天一样永远不朽。采运粮食积储于国家粮仓，禁止屠宰牲畜崇尚俭朴，以防止百姓粮食的不足。以及疏浚河流，开导淤塞，根据各地情况鼓励开垦荒地，以打下百姓生活基础。便利百姓交通和接济百姓粮食的事，可以说是无处不到，各种办法没有没用过的。
推算一下恩德所到的地方已遍及全国，即使是穷困和极偏僻的地方，也不让一个人流离失所。比如在西部边疆安顿百姓生活，不吝惜巨大的费用，而使他们衣食有赖。云南、贵州等省，边境的少数民族，长期受到土司的压迫，于是便下谕旨禁止土司鱼肉百姓，免除了各种不合理的摊派，老年的由其乡村发给生活费用，孤贫的可用专款救济，一定要让百姓受到实惠。心里所存的悯恤念头，病痛忧伤，恩泽惠及路上的乞丐等微贱的人，以希望将天子的恩惠遍施于平民，所有的人都要受到抚爱养育，不论大小高低远近，都是国家的一个根本分子，都能受到恩泽而后才会感到快乐。
要体会天意而爱护百姓，则考察官吏不能不严明，惩办贪官不能不动用法律。贪赃犯法的官员，祸国殃民，罪大恶极，即使立即把他们处以重刑，也不足抵偿他们的罪行。但是不加教育而杀掉，心中实有所不忍，所以婉转宽恕他们的死罪，偶尔有抄没他们的家财，以备公事奖赏的费用。所以要这样申明国法而惩治贪污，并使后来做官的人，知道贪赃得来的东西不能归己，是无益而有害的，自然不敢再走翻过车的老路，而自陷法网。此外还有把他所有的资产，填补亏空公款的数额，然后得免去他的罪，这都是在惩罚罪恶之内，暗隐有宽大仁德的意思，并不是对他们过分苛刻的。
至于人的心术，在隐暗之中，真假是非，最难看得出来，皇上以聪明睿智的目光明辨精微，而在公中有私，私中有公的情况下，看得如同丝线过扣眼，毫发都能清楚。但是仍不以此自信，必广泛进行调查，以取得更清楚地考察之益，作为因地制宜，不偏不倚地处理政事的参考；同时也打算借此发现和提拔有才干的官吏使用，为百姓设想长治久安的方法。所以一切政令的施设，在治中更求治，安中更求安，务必求得合理适中，树立起千百年不坏的良好楷模，以希望达到移风易俗，潜移默化，使百姓一天比一天善良。而不知道皇上这样爱护百姓，可是没有一点想到自己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