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33章 统治国家的病症

4小时后，也就是深夜10点左右，电影院的喧嚣程度一点也没受军校事件影响，满载而归的团队在继续他们的烧烤大会，因为有便利的交通工具，他们把大部分能食用的变异肉都带了回来，所有人都能分一份羹。

会议室内，白晓静在黑暗中沉思，

“看到这里，我真是心寒，很难想象草原的情况，和这相比草原的情况如何？”她问。

“那个，由于历史原因，真心难办，我们一直在努力，但是……”

为社会创造多少利润就能获得多少收入，这是理所应当的事，女人们种植黄金，月入以万计算也不为过。而男人们，他们的狩猎成果真心难看，即便大老远运到二级文明也是得不偿还失去，也正是因为这个问题，大多数狩猎团队外出打猎带回的泥土甚至比猎物还多。

狩猎正从赖以生存的必要手段转变为荣耀和固执，他们不甘心自己跌下高位，不再尊贵。所有人心知肚明，只是不愿意承认。

只是，随着三级文明的军队的到来，他们大势去了，除了悲哀什么也没剩。

“让他们别做什么牢什子的猎人了，原始社会没啥好的。第一是增加适合男性的岗位，比如建筑工人、手艺人、筏木工、采石工什么的，你们去找适合男人干的工种，并拟订相关报酬。第二是设立正式军事机构，让年轻气壮的人成为守卫或逻人员……这些人的收入按城里标准计算，但只有遵守法律的人才能入职，增加一项奖金以好为名……。”

同样是狩猎，换个名字城市守卫就能获得工资，也许是晃点，但却是必须的。而男人能用一个好字捆住女人上千年，他们也同样能被好捆住。

人心就是这么古怪。

“文化差异的关系，草原部落不会同意，他们各有各有传统和生活习惯，真心麻烦。最重要的是，他们的大男子主义真心太重了，容不的女子有一丁点空间。”

“谁管他们怎么想，老娘是独裁者，知道吗？当初满人入清时，留发不留头，百万人头颅刷啦啦没了，当时怨声道载。可后来洋务运动，要剪辫子，你知道这些孙子怎么说吗？老祖宗遗命，不能剪。所以，男人本贱，必须狠狠践踏，少一天就要上房揭瓦。”

白晓静语气和手势都很夸张，所有人都笑了。

说白了，封建社会的统治者和臣民百姓之间的关系就是病态了，而且还是大名鼎鼎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白晓静最近在学习某位叫兽的讲义。

该叫兽说，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制造者，既可以是一个两个绑匪，也可以是一个组织，一个国家机器。受害者可以是几个或一群人，也可以是整个国家。

心理学与精神病理学上来看，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是一种针对个人的现象的病症。从社会角度出发，历史也呈现出一种社会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在专权社会里，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可类比为绑匪与人质关系，臣民与人质一样，全部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第一统治者最常用的手段就是暴力。每一个想要与统治者作对的臣民都将受到生命威胁。华夏历史上以谋逆罪最大，犯此罪者杀无赦。统治者会反复强调这一点，目的正是“要人质切实相信生命正受到威胁”。

第二，专权统治者为了获得最大利益，不会让臣民死光，他们把握着对方生的机会，保证他们维持生命的基本物质：食物与水，从而保证对方继续为自己制造利益。这就是“施暴的人会给人质施以小恩小惠”。

第三个条件是封锁信息，这是专权社会的一个明显特征，无须分析，延续数千年的文字狱就是典型代表。诛杀文人，排除异见，稳固统治什么的，就这么回事。

第四，生活在那个社会里百姓只有两种选择，即生与死的选择：要么反抗被国家“绑匪”一枪毙了。要么适应被统治，满足被挟持，由国家“绑匪”培养成患者，培养成顺民。这就是“无路可逃”的境地，别无选择的余地。

这些臣民最初惊恐，接着会局部的、微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