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我少年时曾在民主政治最发达的国家读过书的。一年以前，我曾跑到德意志苏俄参观过的。我离开苏俄的时候，在火车里，我曾问我自己：“假如我能够自由选择，我还是愿意做英美的工人，或是苏俄的知识阶级？”我毫不迟疑的答道：“英美的工人！”我又问道：“我还是愿意做巴黎的白俄，或是苏俄的地质技师？”我也毫不迟疑的答道：“苏俄的地质技师！”……

这一段话，因为他说这是他离开苏俄时候在火车上自己问答的话，应该可以认作他的苏俄旅行归来的一个结论了。

在这两个答问里，他还是愿意承认英美的工人比苏俄的知识阶级自由的多，同时他也毫不迟疑的愿意做苏俄的地质技师，而不愿意做巴黎的白俄。

在后一个选择里，他的心目中也许不免怀念到他在苏俄遇见的那几位很可敬爱的地质学者和古生物学者，也许不免怀想到那比中国地质调查所工作人员多一百倍，经费多一百倍的苏俄地质探矿联合局。同时我们在二十多年后评论他的“结论”，也应该回想在君到德国是在1933年希忒拉初登台的时候，他到苏俄是在1933年史太林还没有走上两三年后大发狂大屠杀的时期。他在那时候只看见希忒拉在短时期内打破了一切国际的束缚，把德国造成一个有力量可以抵御外国侵凌的国家。他在那时候也只看见苏俄的领袖不顾一切困难，不惜一切牺牲，只埋头苦干，要把一个落后的国家变成“世界第一个工业国”。

我说，我们这位最可爱敬的朋友“不是完全没有成见的”。他的一个基本的成见，我在前面曾指出，就是他的宗教信仰：就是他那个“为全种万世而牺牲个体一时”的宗教。在他那个宗教信仰里，苏俄的三千个地质学者，二千队做田野工作的地质探矿技师，牺牲了一点物质享受，甚至于牺牲了个人的自由，而可以帮助国家做到“世界第一个工业国”的地位，正是“最富于宗教性”的牺牲。

所以他在《我的信仰》（也是他从苏俄回来后发表的，原是二十三年五月六日《大公报》的星期论文，转载《独立》一百号）里，很严肃的宣言：“打倒神秘最努力的莫过于苏俄，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