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5章

我们八九个朋友在这几个月之中，常常聚会讨论国家和社会的问题，有时候辩论很激烈，有时候议论居然颇一致。我们都不期望有完全一致的主张，只期望各人根据自己的知识，用公平的态度，来研究中国当前的问题。所以尽管有激烈的辩争，我们总觉得这种讨论是有益的。

我们现在发起这个刊物，想把我们几个人的意见随时公布出来，做一种引子，引起社会上的注意和讨论。我们对读者的期望，和我们对自己的期望一样：也不希望得着一致的同情，只希望得着一些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

我们叫这刊物做《独立评论》，因为我们都希望永远保持一点独立的精神。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我们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的精神。

我们几个人的知识见解是很有限的，我们的判断主张是难免错误的。我们很诚恳的请求社会的批评，并且欢迎各方面的投稿。

原来的《独立评论》社员有十一人。因为有两三位是平素不写文字的，所以《引言》里只说“我们八九个朋友”。后来社员散在各地，有些被政府征调去服务了，有些到国外去了，北平的刊物要人维持，随时增加了几个社员。最多的时候也不过十二三人。人数的限制是为了聚餐谈话的便利，并没有别的理由。

《引言》里说的“公心的，根据事实的批评和讨论”，说的“不倚傍任何党派，不迷信任何成见，用负责任的言论来发表各人思考的结果”，这是《独立评论》的根本态度，我在第四十六号里，曾仔细说明这个根本态度只是一种敬慎“无所苟”的态度：

……政论是为社会国家设想，立一说或建一议都关系几千万或几万万人的幸福与痛苦。一言或可以兴邦，一言也可以丧邦。所以作政论的人更应该处处存哀矜敬慎的态度，更应该在立说之前先想像一切可能的结果——必须自己的理智认清了责任而自信负得起这种责任，然后可以出之于口，笔之于书，成为“无所苟”的政论。

当时我们几个常负编辑责任的人——在君和我、蒋廷黻、傅孟真——都把这个态度看作我们的宗教一样。我们的主张并不一致，常常有激烈的辩争。例如对日本的问题，孟真是反对我的，在君是赞成我的；又如武力统一的问题，廷黻是赞成的，我是反对的；又如民主与独裁的争论，在君主张他所谓“新式的独裁”，我是反对的。但这种激烈的争论从不妨碍我们的友谊，也从不违反我们互相戒约的“负责任”的敬慎态度。

在君最后病倒的时候（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八日），《独立评论》已出了一百八十期，已办了三年零七个月了。在那三年零七个月之中，《独立评论》发表了在君的文字共有六十四篇：论文，二十四篇；《漫游散记》，二十一篇；《苏俄旅行记》，十九篇。他常说他是《独立评论》最出力的投稿人，但我们在他死后回想，如果没有《独立评论》，他的《漫游散记》和《苏俄旅行记》也许至今还没有整理出来。他为了要“给适之补篇幅”，才把他的旅行日记整理一遍，“把其中比较有兴趣的事情摘录出来”，才成为《漫游散记》。他的《苏俄旅行记》也是我们硬逼他写出来的。这两部书都没有写完，但这四十篇很有趣味，很有学术资料，又很有传记资料的记游文字的写成，总可以算是《独立评论》逼榨出来的一点有历史意义的成绩了。

上文曾指出1927年在君在大连闲住时就很注意研究日本的国情。我们看他在《独立评论》初期发表的文章，可以知道他在那几年之中确曾继续不断的注意日本的国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