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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完全是一个impulsive的人。兴致勃起则可以一切不顾。兴致过去，又觉得索然无味。学问事业都不容易大有成就，皆是这个原故。所以我的前途，我现在也说不定，且看北归以后兴致何在。如可以安安稳稳住在北京，而且地质调查所这个机关依然存在，可以利用，我或者可以专心研究几年。否则没有法子的了。你要知道，我的研究，非有相当的设备，和相当的技术人员帮忙，是不能做的。要是离开了图书馆和试验室，再没有葛利普同他的学生来帮我鉴定化石，绘图员给我绘图，我绝对无法子可以着手。上海的地质研究所，同两广地质调查所都太幼稚，没法子可以利用的。
十一月初，他果然回到了上海，不久他回到北平去，继续他的地质学研究工作。他这个时期很注意中国的“造山运动”的问题。中国地质学会举他做会长，他的“会长论文”就是《中国造山运动》（英文原题是OrogenicMovementsinChina，载在《中国地质学会会志》第八卷）。黄汲清先生说：“此文搜集中国各地所得有关造山运动之事实，而作不偏之讨论。”
民国十八年（1929）一月十九日，我回到北平——这是我民国十五年出国远游以后第一次回到北平。我在任叔永家住了三星期，在在君家住了两星期。我那时在上海住家，这一次北去是因为北平协和医学校改组董事会，举了我做董事，我是赴会去的。最主要的一个私人动机，当然是想看看许多位多年没看见的老朋友。当时我听说梁任公先生病重，我很想能见他一面。不料我一月十九夜九点多钟到北平，任公先生已死了八个钟头了！
一月二十日，任公的遗体在广慧寺大殓。在君、叔永、陈寅恪先生、周诒春先生和我都去送他入殓。看见许多任公先生的老友，如蹇季常先生等，都是两眼噙着眼泪，我也忍不住堕泪了。
二月初，任公的追悼会上，有在君的挽联：
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子。
在地为河岳，在天为日星。
这几句最可以写出在君对于任公先生的崇敬和友谊。他和任公从没有政治的关系，完全是友谊的关系。民国八年，任公到欧洲去考察战后情形和巴黎和会情形，在君也在同行的专家顾问团之内。任公很敬重在君，故在君有“知我者鲍子”的话。在君对朋友最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