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六、『作诗者在抒写性情』。此语夫人能知之，夫人能言之，而未尽夫人能然之者矣。『作诗有性情必有面目』。此不但未尽夫人能然之，并未尽夫人能知之而言之者也。如杜甫之诗，随举其一篇，篇举其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忧国爱君，悯时伤乱，遭颠沛而不苟，处穷约而不滥，崎岖兵戈盗贼之地，而以山川景物友朋盃酒抒愤陶情：此杜甫之面目也。我一读之，甫之面目跃然於前。读其诗一日，一日与之对；读其诗终身，日日与之对也。故可慕可乐而可敬也。举韩愈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骨相棱嶒，俯视一切：进则不能容於朝，退又不肯独善於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此韩愈之面目也。举苏轼之一篇一句，无处不可见其凌空如天马，游戏如飞仙，风流儒雅，无入不得，好善而乐与，嬉笑怒駡，四时之气皆备：此苏轼之面目也。此外诸大家，虽所就各有差别，而面目无不於诗见之。其中有全见者，有半见者。如陶潜、李白之诗，皆全见面目。王维，五言则面目见，七言则面目不见。此外面目可见不可见，分数多寡，各各不同，然未有全不可见者。读古人诗，以此推之，无不得也。余甞於近代一二闻人，展其诗卷，自始自终，亦未甞不工；乃读之数过，卒未能覩其面目何若，窃不敢谓作者如是也。

七、杜甫之诗独冠今古。此外上下千余年，作者代有，惟韩愈、苏轼，其才力能与甫抗衡，鼎立为三。韩诗无一字犹人，如太华削成，不可攀跻。若俗儒论之，摘其杜撰，十且五六，辄摇唇鼓舌矣。苏诗包罗万象，鄙谚小说，无不可用。譬之铜铁铅锡，一经其陶铸，皆成精金。庸夫俗子，安能窥其涯涘？并有未见苏诗一斑，公然肆其讥弹，亦可哀也！韩诗用旧事而间以己意易以新字者，苏诗常一句中用两事三事者，非骋博也，力大故无所不举。然此皆本於杜。细览杜诗，知非韩苏创为之也。必谓一句止许用一事——如七律一句，上四字与下三字，总现成写此一事，亦非谓不可；若定律如此，是记事册，非自我作诗也。诗而曰『作』，须有我之神明在内，如用兵然。孙吴成法，懦夫守之不变，其能长胜者寡矣；驱市人而战，出奇制胜，未甞不愈於教习之师。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许读韩苏之诗。不然，直使古人之事，虽形体眉目悉具，直如刍狗，略无生气，何足取也！

八、诗是心声，不可违心而出，亦不能违心而出。功名之士，决不能为泉石淡泊之音；轻浮之子，必不能为敦庞大雅之响。故陶潜多素心之语，李白有遗世之句，杜甫兴『广厦万间』之愿，苏轼师『四海弟昆』之言。凡如此类，皆应声而出。其心如日月，其诗如日月之光。随其光之所至，即日月见焉。故每诗以人见，人又以诗见。使其人其心不然，勉强造作，而为欺人欺世之语；能欺一人一时，决不能欺天下後世。究之阅其全帙，其陋必呈。其人既陋，其气必苶，安能振其辞乎？故不取诸中心而浮慕着作，必无是理也。

九、古人之诗，必有古人之品量。其诗百代者，品量亦百代。古人之品量，见之古人之居心；其所居之心，即古盛世贤宰相之心也。宰相所有事，经纶宰制，无所不急，而必以乐善、爱才为首务。无毫发媢嫉忌忮之心，方为真宰相。百代之诗人亦然。如高适、岑参之才，远逊於杜；观甫赠寄高岑诸作，极其推崇赞叹。孟郊之才，不及韩愈远甚，而愈推高郊，至『低头拜东野，愿郊为龙身为云，四方上下逐东野』。卢仝、贾岛、张籍等诸人，其人地与才，愈俱十百之，而愈一一为之叹赏推美。史称其『奖借後辈，称荐公卿间，寒暑不避』。欧阳修於诗，极推重梅尧臣、苏舜钦。苏轼於黄庭坚、秦观、张耒等诸人，皆爱之如己，所以好之者无不至。盖自有天地以来，文章之能事，萃於此数人，决无更有胜之而出其上者；及观其乐善爱才之心，竟若欿然不自足。此其中怀阔大，天下之才皆其才，而何媢嫉忌忮之有？不然者，自炫一长，自矜一得，而惟恐有一人之出其上，又惟恐人之议己，日以攻击诋毁其类为事：此其中怀狭隘，即有着作，如其心术，尚堪垂後乎？昔人惟沈约闻人一善，如万箭攒心，而约之所就，亦何足云！是犹以李林甫、卢杞之居心，而欲博贤宰相之名，使天下後世称之，亦事理所必无者尔。

一〇、诗之亡也，亡於好名。没世无称，君子羞之，好名宜亟亟矣。窃怪夫好名者，非好垂後之名，而好目前之名。目前之名，必先工邀誉之学，得居高而呼者倡誉之，而後从风者羣和之，以为得风气。於是风雅笔墨，不求之古人，专求之今人，以为迎合。其为诗也，连卷累帙，不过等之揖让周旋、羔雁筐篚之具而已矣！及闻其论，则亦盛言三百篇、言汉、言唐、言宋，而进退是非之，居然当代之诗人，而诗亡矣。

一一、诗之亡也，又亡於好利。夫诗之盛也，敦实学以崇虚名；其衰也，媒虚名以网厚实。於是以风雅坛坫为居奇，以交游朋盍为牙市，是非淆而品格滥，诗道杂而多端，而友朋切劘之义，因之而衰矣。昔人言『诗穷而後工』，然则诗岂救穷者乎！斯二者，好名实兼乎利，好利遂至不惜其名。夫『三不朽』，诗亦『立言』之一，奈何以之为垄断名利之区？不但有愧古人，其亦反而问之自有之性情可矣！

一二、诗道之不能长振也，由於古今人之诗评杂而无章、纷而不一。六朝之诗，大约沿袭字句，无特立大家之才。其时评诗而着为文者，如锺嵘、如刘勰，其言不过吞吐抑扬，不能持论。然嵘之言曰：『迩来作者，竞须新事，牵挛补衲，蠹文已甚。』斯言为能中当时、後世好新之弊。勰之言曰：『沈吟铺辞，莫先於骨，故辞之待骨，如体之树骸。』斯言为能探得本原。此二语外，两人亦无所能为论也。他如汤惠休『初日芙蓉』、沈约『弹丸脱手』之言，差可引伸，然俱属一斑之见，终非大家体段。其余皆影响附和，沈沦习气，不足道也。

唐宋以来诸评诗者，或概论风气，或指论一人，一篇一语，单辞复句，不可殚数。共间有合有离，有得有失。如皎然曰：『作者须知复变；若惟复不变，则陷於相似，置古集中，视之眩目，何异宋人以燕石为璞。』刘禹锡曰：『工生於才，达生於识，二者相为用而诗道备。』李德裕曰：『譬如日月，终古常见，而光景常新。』皮日休曰：『才犹天地之气，分为四时，景色各异；人之才变，岂异於是？』以上数则语，足以启蒙砭俗，异於诸家悠悠之论，而合於诗人之旨为得之。其余非戾则腐，如聋如瞶不少。而最厌於听闻、锢蔽学者耳目心思者，则严羽、高棅、刘辰翁及李攀龙诸人是也。羽之言曰：『学诗者以识为主，入门须正，立意须高，以汉、魏、晋、盛唐为师，不作开元、天宝以下人物。若自退屈，即有下劣诗魔，入其肺腑。』夫羽言学诗须识，是矣。既有识，则当以汉、魏、六朝、全唐及宋之诗，悉陈於前，彼必自能知所决择、知所依归，所谓信手拈来，无不是道。若云汉、魏、盛唐，则五尺童子，三家村塾师之学诗者，亦熟於听闻、得於授受久矣。此如康庄之路，众所羣趋，即瞽者亦能相随而行，何待有识而方知乎？吾以为若无识，则一一步趋汉、魏、盛唐，而无处不是诗魔；苟有识，即不步趋汉、魏、盛唐，而诗魔悉是智慧，仍不害於汉、魏、盛唐也。羽之言何其谬戾而意且矛盾也！彼棅与辰翁之言，大率类是；而辰翁益觉惝恍无切实处。诗道之不振，此三人与有过焉。至於明之论诗者，无虑百十家。而李梦阳、何景明之徒，自以为得其正而实偏，得其中而实不及，大约不能远出於前三人之窠臼。而李攀龙益又甚焉。王世贞诗评甚多，虽祖述前人之口吻，而掇拾其皮毛，然间有大合处。如云：『剽窃摹拟，诗之大病，割缀古语，痕迹宛然，斯丑已极。是病也，莫甚於李攀龙。』世贞生平推重服膺攀龙，可谓极至，而此语切中攀龙之隐，昌言不讳。乃知当日之互为推重者，徒以虚声倡和，藉相倚以压倒众人；而此心之明，自不可掩耳。

夫自汤惠休以『初日芙蓉』拟谢诗，後世评诗者，祖其语意，动以某人之诗如某某：或人、或神仙、或事、或动植物，造为工丽之辞，而以某某人之诗一一分而如之。泛而不附，缛而不切，未甞会於心、格於物，徒取以为谈资，与某某之诗何与？明人递习成风，其流愈盛。自以为兼总诸家，而以要言评次之，不亦可哂乎！我故曰：历来之评诗者，杂而无章，纷而不一，诗道之不能常振於古今者，其以是故欤！

外篇（下）

一、三百篇如三皇五帝，虽法制多有未备，然所以为君而治天下之道，无能外此者矣。汉魏诗如三王，已有质文治具，焕然耳目，然犹未能穷尽事物之变。自此以後，作者代兴，极其所至，如汉祖唐宗，功业炳耀，其名王，其实则霸。虽後人之才，或逊于前人，然汉唐之天下，使以三王之治治之，不但不得王，并且失霸。故後代之诗，为王则不传，为霸则传。汉祖唐宗之规模，而以齐桓晋文之才与术用之，业成而俨然王矣。知此，方可登作者之坛，绍前哲、垂後世。若徒窃汉唐之规模，而无桓文之才术，欲自雄于世，此宋襄之一战而败，身死名灭，为天下笑也。

二、汉魏之诗，如画家之落墨于太虚中，初见形象。一幅绢素，度其长短、阔狭，先定规模；而远近浓淡，层次脱卸，俱未分明。六朝之诗，始知烘染设色，微分浓淡；而远近层次，尚在形似意想间，犹未显然分明也。盛唐之诗，浓淡远近层次，方一一分明，能事大备。宋诗则能事益精，诸法变化，非浓淡、远近、层次所得而该，刻画掉换，无所不极。

又甞谓汉魏诗不可论工拙，其工处乃在拙，其拙处乃见工，当以观商周尊彝之法观之。六朝之诗，工居十六七，拙居十三四；工处见长，拙处见短。唐诗诸大家、名家，始可言工；若拙者则竟全拙，不堪寓目。宋诗在工拙之外：其工处固有意求工，拙处亦有意为拙；若以工拙上下之，宋人不受也。此古今诗工拙之分剂也。

又汉魏诗，如初架屋，栋梁柱础，门户已具，而窗棂楹槛等项，犹未能一一全备，但树栋宇之形制而已。六朝诗始有牕棂楹槛屏蔽开阖。唐诗则于屋中设帐帏床榻器用诸物，而加丹垩雕刻之工。宋诗则制度益精，室中陈设，种种玩好，无所不蓄。大抵屋宇初建，虽未备物，而规模弘敞，大则宫殿，小亦厅堂也。递次而降，虽无制不全，无物不具，然规模或如曲房奥室，极足赏心；而冠冕阔大，逊于广厦矣。夫岂前後人之必相远哉！运会世变使然，非人力之所能为也，天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