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今之戏剧（指旧式者），可谓句括三类：如上所举二类之外，其一则武剧也。余原戏剧之名，于古盖曰僖剧。然元人所为名曰剧者，剧或以声类之故借为曲，曲之为义，取其一唱而叹，是曲折之旨，而曲字本是器名，其正字当为区，曲即古之讴耳。如剧属戏之形式言，则戏当为僖，剧当为剧。僖者，字或作嬉，卜辞中止作В或作亻蹋其字从女从蹋为鼓之次初象形文，女为奴之初文。余以金器文中之妇即帚奴为例，则嬉即鼓奴。《说文》：“僖，乐也。”乐与鼓一字，则嬉以从痰靡澹司鼓者为嬉耳。古代征战，以鼓进，以金止。而舞之起原，实为表胜利凯旋之快乐，故其初文为武，武于文非“止戈为武”也，其象形文在卜辞中作一人持戈而挥之状，明其始摹拟战状为武也（《唐书?四夷传》言吐蕃舞事可证），仍助之鼓以为威。今大轴武戏，全为写战斗之实状可证。鼓为乐（礼乐之乐）长，而乐以乐人（乐者乐也），故后以戏为嬉而戏、嬉有乐义矣。剧者，致力之义，劬之转注字也。《说文》字下云：“相斗不解也。”然非字本义，正是剧字之义，然则嬉剧者，谓有音乐之舞，此初谊也。后随文化之转进，而戏剧之内容包含益富，遂如今日之戏剧矣。

车夫之言

三十三年六月十日傍晚，挈龙佩散步通衢，遇一人力车夫，踞而数其所得之钞，余因询以日得几何？曰：“最多不过三百元，尚非每日皆可拉也（上海人力车一辆，率二人分朝夕拉之，亦或分前后日拉之），少赚时，日止百余元，而一饭即须百余元，饭每碗五十元，两碗下肚犹不觉也，增一蔬十元，实不足以饱腹，然腹不饱即无力。”又指其车轮上橡胶胎已坏者曰：“车租每日百元，胎坏车主不管换，修责要我担任，每修要三十元。每日又要打气，每日打气一次要三元，打两次要六元矣，与行主理论，不顾也。”又曰：“如每日要多赚？”即指其腿曰：“要靠此。”余又询其家口几何？曰：“三人。”余曰：“皆赚钱？”曰：“只二人赚钱，其一乃母亲，不能算也。”余几为之泪下。呜呼！此真正之社会基本分子，其生活之状如此！许缄夫亦谓尝共一人力车夫语，车夫谓“现在车钱以十元起码矣，但生意更坏，不坐车者多也”。噫！何以致然耶？谁之罪耶？

国号不宜省称

至中山公园观侯子年画，颇能融会中西，有数幅极佳，然余无力致之，亦复不欲致之，以其题款尽书民廿四年，似不可通也。余昔作书，有仍袭前人用干支纪年者，亦不可通。因如不冠以年月，则不知是何代何时之甲子，既书年月则此又为赘，且甲子初止纪日，不以纪年。前代于纪元下更书甲子亦自有义，盖有一帝而纪元屡改者，增书甲子，乃便推算耳。今国家纪年，由元二以至无疆，自无此必要矣。故余近书每记若干年，因余为今之中华民国人，苟非为外国人书者，不妨省去国称，中华无疆之久，则自元年后固无复也，后人不待考而明矣。至于典礼之词，自当具书，余昔书或作建国某年，思之亦不甚安，不如直书中华民国为诚安，以此乃国名，具之不为俗，省之不为雅，简称中华尚可，但称民国已不可。今仅曰民，直不可训也。然以章太炎之通，犹时署民国焉。

孙传芳

侯邵伯纟邢壬于其家，见报载孙传芳为施从滨之女剑翘所杀。馨远实一世之雄，崛起群豪间，淹有五省，然终局乃与张宗昌同。其南昌之败，由余说浙江省长夏超归依国民政府，动其巢窟。浙江故有兵二师，然时皆不在省会，周凤岐师且为馨远征赴南昌前线。贡先（凤歧字）故与定侯（超字）及张暄初（故浙江省长载扬字）、俞丹屏等为十兄弟，而贡先资望颇老，知定侯得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兼理民政，忌之。即率所部不禀命馨远而遽还浙。是时，馨远势甚盛。蒋介石自率中路与馨远相抵于南昌，馨远攻陷总司令部，介石几不免。贡先既反兵，馨远恐蹑其后，遂退，以致于败。故馨远衔余甚，榜以购余。然余甚惜其才而不得善用之者。馨远近已礼佛矣。异时，曾见靳翼卿（故国务总理云鹏字）亦数珠一串不离手也。居枢要，握符节，可以自度度人，彼时不知实地修行，归田以后，数珠在手，合掌百拜，岂能了得？况或不能扫除心地习种，方寸生劫，更持数珠致拜亦何用耶？然而岂独馨远、翼卿如此，戴传贤固在位也。或谓季陶（传贤字）最聪明，有所为而然。

章太炎书札中称谓

章太炎丈与人书札称谓，其初与余者称“长兄”、“道兄”，后遂免而止称“彝初足下”矣（彝初余故字也）。其自署则为“炳麟顿首”或“章炳麟白”。兹读《制言》第三十一期载有太炎与孙仲容丈书，立辞谨重，后署“末学”，盖太炎师德清俞君，孙丈与俞君同辈行，而论年亦非十年以长之方也，故致敬如此。太炎别与孙丈一书，中挽孙丈致书刘申叔为讲解争端事，其于申叔可谓笃至，申叔晚行则背之矣，地下相见后无腆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