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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定国在1653年的肇庆会战失利之后,仍然没有放弃打通广东,与郑成功联手抗清的战略企图。1654年二月,李定国率军第二次入广东作战,先后击破高州、廉州、雷州等地清军。
四月,李定国写了一封信,派人走水路送抵厦门岛,与郑成功商谈会师的事宜,但是,信使一去如石沉大海,郑成功对此态度含糊,不置可否。我们不能不承认,对于郑成功这位人物的内心,我们还是知之甚少,他是那种令人捉摸不透的人,很想把握他的真实想法,不论是清廷还是南明,郑成功都是一个谜一样的人物。
郑成功之所以不表态,可能有如下几个原因:
第一,此时郑成功正利用与清方第一次和谈的机会,大肆筹集粮饷,扩张自己的实力,这种机会是可一不可再。
第二,在这一年五月份,张名振从长江返回厦门岛,提出增兵北上的要求,郑成功最后批准了这一计划。据郑成功日后对李定国所作的解释是:“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故再发舟师,令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等复出长江,水陆并进,规取金陵,使彼胸腹受创,则手足自乱。”
第三,张名振的到来,一定给郑成功带来了两个消息,其一是大西军领袖孙可望准备出兵会师长江,此时孙可望所掌握的兵力有三十多万,远远超过李定国,且长江一线的战略地位,更非广东所能相比,只要克复南京,便有可能光复江南半壁河山,这意义之大,远超过广东战役。其二,长江流域的反清复明人士频频活动,随时可能爆发大起义,而这些起义必须要有东南海军的策应。
第四,孙可望与李定国两人的决裂,使得郑成功在对待两人的态度上比较谨慎,他并不想过早地与其中一方过度密切,以削弱与另一方的合作关系。
郑成功对李定国会师广东的计划迟迟未作出反应,这件事,后世有些史学家认为郑成功私心自用,一味重视自己的地盘,笔者认为这种说法带有颇多的主观推测。笔者在此问题上经反复思索,力图站在当日之时局以判断,逐渐地被史学家所遗忘之一人浮出水面,这便是孙可望。后世史学家之所以忽视此,实以为李定国乃坚定之抗清斗士,而孙可望最后成为叛降者,可是在1654年时,孙可望乃是全国最大抗清力量的领袖,这一事实岂可忽略,所以作为郑成功,他肯定更倾向于与孙可望会师于长江。至于孙可望会师长江计划最终流产,这就不是郑成功于当日所能瞭望也。
郑成功拖延了一段时间,才写了一封回信,派差员李景送交给李定国,这封信史料不载。
李定国率军于六月兵临新会,新会战役打响。
八月,李定国回复一封信给郑成功,再次重申会师的请求。在这封信中,李定国写道:
“不谷鼓楫而前,要知亦缓于今日发粤之举。时乘其所急,名高于易收,执事宁忍置之?”
在这封信中,李定国对郑成功的拖延时间非常不满,他对郑成功的援军可谓是望眼欲穿,“秣励养锐,惟候贵爵芳信,即会辔长驱,以成合击”,同时强调他在七月中旬接到永历帝的敕书之后,“君命不俟驾,宁敢迟迟吾行哉”,然而"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清军的粮食辎重储备充足,而且"恃长舸舰,堵我舟师”,对于海军力量不够强大的李定国,对郑成功强大的海军力量仍是殷切期盼,“非藉贵爵星言发夕,其谁收此一捷也。”李定国认为只要郑军发兵,合力攻下新会,“省城可不劳而下”,同时也批评郑成功"虽频年抗节,而不千里勤王,亦何夙绩之足道哉!”
李定国判断,清军自从在湖南战场尼堪亲王被击毙后,难以组织起一支那么强大的援军,他再次强调广东战场在全国战场中的重要作用,“大略粤事谐而闽、浙、直争传一檄”,认为郑成功派遣张名振入长江,在轻重缓急上,远远不如广东战场的重要性。显然,李定国未必知晓孙可望有与郑成功的舟师会师长江的计划。
此外,李定国又附上一短信,写道:“圣跸艰危,不可言喻。敕中怆怛之语,不谷读之痛心。五月至今,所待贵爵相应耳。倘确不能来,即示以的。不谷便另议舟师,以图进取。甚勿然诺浮沉,致贻耽阁。要知十月望后,恐无济于机宜矣。”要郑成功明确表态,如果郑拒绝发兵,他将另想方法组织水师,并且强调,如果郑成功发兵,那么不能迟于十月望后。
郑成功在九月份收到了李定国的这封回信,这时他正与清方展开第二次和谈,所以南下援助李定国的计划只得向后推移。九月底,与清廷的谈判完全破裂后,郑成功开始着手组织南下援军。
十月十九日,郑成功任命水师左军辅明侯林察为水陆总督,提调军中一切机宜,任命右军闽安侯周瑞为水师统领,戎旗勋镇王秀奇为陆师左统领,左先锋镇苏茂为陆师右统领;此外还有正兵镇、护卫左镇、后劲镇、信武营、殿兵营,游兵营,信武营等部队,共计官兵数万人,战船一百艘,启航开赴广东前线。
同时,郑成功给李定国写了一封信,这封信是这样的:
“弟十年经营,十年攻战,正欲得一同袍同气者,共灭丑类而朝夕兹叠承大教,宁忍濡滞以自失事机?奈尊使到敝营时,值南风盛发,利于北伐而未利于南征。故再发舟师,令定西侯张名振、忠靖伯陈辉等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