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章

详定官张孝纯说：“一士人候某官疾，既去，遗一稿于坐。视之，盖预作祭文也。一日，又问一病友。友曰：‘且休放入，待探怀无祭文相见。’闻者大笑。”

米先生《端州斧柯山石说》：“端州石出高要县斧柯山，山前临大溪。其绝顶，匠者于此凿石，岁久乃成洞穴。今已极深邃，洞中常有水，至春、冬水涸采石，中阴黑无所睹，但以手扪石，随大小取之。凡石理之精粗，即良工往洞中，且不能别，至于瑕玷璺脉，须出洞乃可识，故有累日月而不得一佳者。大抵以石中有眼者为最贵，世谓之瞿鹆眼。盖石文精美，如木之有节也，不知者反以为石病。吁！可痛哉！凡取石有四，曰上岩、下岩、西坑、后历，上岩之石最精，下岩次之。唯上岩之石乃有眼，眼之美者，皆绿、黄二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八九重。其状皆圆，以色鲜美重数而圆正者为上。其大者尤为希有，绝大者乃如弹丸，有布列砚中或如北斗、或如五星心房之形者，价不减数万，其生于墨池之外，谓之高眼，其内者为低眼。曰高眼者，以其不为墨所渍掩，常可睹于前也；无眼者，虽资质甚美，不出千钱。石之品有数种，其色正紫而微有青润无芒，叩之无声，此近水者也；其色微紫而不深重，近日视之，略似有芒，叩之有声，此岩壁之石。二者最为发墨，乃石至精者。其次青紫参半，或紫而近赤，或青多紫少，皆石之下也。端入为砚，凡色之不佳者，须用佛桑花染渍之，初亦可爱，经水即如故。又，山有自然团子，或云：‘剖其璞而得焉，谓之子石。’又谓：‘石之有金线者为美，此正其病也，端人亦不取’云。唯材之大者尤为难得，每购求方六七寸而亡病脉者固亦少矣。比岁所贡方砚者五，皆以尺为准，然止于岩石之中品，或眼工人辄錾去之，恐异日复求，不可必致也。”

《太常新乐祭祖宗于藩邸文》（时开邸岭上），其辞曰：“惟我烈祖，诞受上帝之命，肇造区夏。先皇帝嗣守大业，卒其伐功，图惟奉答神蹋光昭前烈，而祀典阙如。爰命多方，旁求先王之乐，八音遏逸，未溃于成。今予小子肃将天子之明命，俾殿南服，闻时《周礼》，将具于我鲁邦，钦命攸司，是征是举。匪攸敢私闻，庶用毕我先志，以对天之休，神其格思。”（翰林学士徐威卿先生辞也，官至集贤院大学士）

《金登科记？序》：“道散而有《六经》，《六经》散而有子史。子史之是非，取证于《六经》；《六经》之折衷，必本诸道。道也者，适治之路，天下之理具焉，二帝三王所传是已。三代而上，道见于事业，而不在于文章；三代而下，道寓于文章，而不纯于事业。故乡举里选，取人之事业也；射策较艺，取人之文章也。两汉以经术取士，六朝以荐举得人，莫不稽举于经传子史焉。隋合南北，始有科举，自是盛于唐，增光于宋。迄于金，又合辽、宋之法而润色之，卒不以《六艺》为致治之成法。进士之目名以乡贡、进士者，本周之乡举之遗意也；试之以赋义、策论者，本汉射策之遗法也。金天会改元，始设科举，有词赋，有经义，有同进士，有同《三传》，有同学究，凡五等。词赋于东、西两京，或蔚、朔、平、显等州，或凉庭试，试期不限定月日，试处亦不限定州府。词赋之初，以经传子史内出题，次又令逐年改一经，亦许注内，出题以《书》、《诗》、《易》、《礼》、《春秋》为次，盖循辽旧也。至天眷三年，浙津府试。迨及海陵天德三年，亲试于上京。贞元二年，迁都于燕，自后止试于浙津府，收辽、宋之后，正隆二年，以《五经》、《三史》正文内出题。明昌二年，改令群经子史内出题，仍与本传。此词赋之大略也。经义之初，诏试真定府，所放号七十二贤榜。迨及蔚州、浙津，令《易》、《书》、《诗》、《礼》、《春秋》专治一经内出题，盖循宋旧也。天德三年，罢去经义及诸科，止以词赋取人。明昌初，诏复兴经义。此经义之大略也。天眷二年，令大河已南，别开举场，谓之南选。贞元二年，迁都于燕，遂合南北通试于燕。正隆二年，令每二年一次开辟，立定程限月日，更不择日，以定为例。府试初分六路，次九路，后十路。此限定月日分格也。天德二年，诏举人乡、府、省、御四试中第。明昌三年，罢去御试，止三试中第。府试五人取名合试，依大定间例，不过五百人。后以举人渐多，会试四人取一名，得者常不下八九百人，乡试取奏旨。此限定场数、人数格也。自天眷二年，浙津放第于广阳门西一僧寺门上唱名；至迁都后，命宣阳门上唱名，后为定例。此唱名之格也。明昌初，五举终场人直赴御试，不中者别作恩榜，赐同进士出身；会元御试不中者，令榜末安插；府元被黜者，许来举直赴部。初，贞倘年，终场人年五十以上者，便行该恩。此该恩之格也。大定三年，孟宗献四元登第，特受奉直大夫，第二、第三人授儒林郎，余皆从仕郎，后不得为例。明昌间，以及第者多，第一甲取五六人，状元授一十一官，第二、第三授九官，余皆受三官。此又授官之法也。进士第一任丞簿军防判，第二任县令。此除受之格也。近披阅《金国登科》，显官升相位及名卿士大夫，间见迭出，代不乏人，所以翼赞百年。如大定、明昌五十余载，朝野闲暇，时和岁丰，则辅相佐佑，所益居多，科举亦无负于国家矣。是知科举岂徒习其言说，诵其句读，ゼ章绘句而已哉？篆刻雕虫而已哉？固将率性修道之人文，化成天下，上则安富尊荣，下则孝悌忠信，而建万世之长策。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国家所以稽古重道者，以《六经》载道，所以重科举也；后世所以重科举者，以维持《六经》，能传帝王之道也。科举之功，不其大乎？庚子岁季秋朔日，东原李世弼序。”

唐人《黄金台诗》：“燕昭北筑黄金台，四方豪俊乘风来。秦家烧书杀儒客，肘腋之间千里隔。去年八月幽州道，昭王墓前哭秋草。今年五月咸阳关，秦家城外悲河山。河上关头车马路，残日青烟五陵树。”图克坦胄云：“此诗议论深长，甚可学也。”

皇甫《编年纪传论》：“古史编年，至汉司马迁始更其制而为纪传相承。且编年之作，岂非以事系日，以日系月，以月系时，以时系年者哉？司马氏作《纪》，以项羽承秦，以吕后接之，亦以历年不可中废故也。”

均输法起桑宏羊，谓市井百货皆输官坊，商贾不复贸易。

唐礼部员外郎为瑞锦窠，员外厅前有大石，碎诸州废印于上。又掌图写祥瑞。令狐楚元和初任此员外郎，尝有诗曰“移石几回敲废印，开箱何处送新图”是也。《退朝录》。

疏广云：“贤而多财，则损其志；愚而多财，则益其过。且富者众之怨也，吾既亡以教子孙，不欲益其过而生怨。待君子以诚，治小人以术，反是为不仁不智矣。”

东铭：“侣乎兼爱，其实理一而分殊。”

汉制，州郡佐史自长史以下，皆太守、刺史自辟。如杜高则杨震所辟，李膺则胡广所辟。

唐制，采访节度官屑，自判官已下，得自辟举。未报则称摄，已命则同正。如杜甫则严武所辟，韩愈则董晋所辟。

三司使，谓盐铁、度支、置制条例司。

欧参政云：“天下之事，惟宰相得行，惟台谏得盲。”

汉时，长安北七百里即匈奴之地。

长城始筑，自赵简子，议者亘千，里人治一步，役三十。

秦制，商鞅佐秦，以为地利不尽，更以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又以秦地旷而人寡，晋狭而人夥，诱三晋之人耕，而优其田宅，复及子孙。使秦人应敌于外，非农与战不得入官。大率百人以五十为农，五十人习战，故兵强国富。

汉故事：汉兴七年，长乐宫成。诸侯朝毕，复置酒侍坐殿上，伏尊以卑次起上寿。故事，上寿《四会曲》，注言：“但有钟鼓无歌诗。”魏青龙二年，以古《置酒曲》代《四会曲》，又易古诗为羽觞行，用为上寿曲，施用最在前，《鹿鸣》以下十二曲，名食举乐，而《四会曲》遂废。

古者司会，今之尚书也。《周官？司会》：“以参互考日成，以月要考月成，以岁会考岁成，以周知四国之治，以诏王及冢宰废置。”

“笮，复引一索，其名为笮，人悬半空，度彼绝壑。”此独孤及《招北客》辞也。

天子之门以通十二子，谓甲与子为支干之首，总而言之也。六壬，壬为水，其数皆六，如六丙、六丁之类。

百六之会，章会统元，汉以黄帝上元甲子为首。至太和元年，所积之数至百六十年为一厄也（《汉？律历志》）。

高丽官制，其品从，论穿执伞有陪盖，为从伞也。金国初问宋索金文玉册，宋曾册为东怀国。

温公《通鉴》无高祖废孝惠，留侯招四皓从太子事。伊川《易传》取之者，善其智而能谏，以明纳约之义。温公去之者，为后世虑远矣。去取之意，两不相悖，学者当默识之。

杨龟山云：“箕子疑亦可死，而佯狂以避。盖以父师之义死之则伤勇矣。”

老、庄之学，衡麓胡先生云：“老、庄见周末文胜，人皆从事于仪物度数，不复以诚信为主，故欲扫除弊迹，以呛醣菊妗６矫枉太过，立言有失，元虚幽眇，不切事情，遂使末流遗略礼法，忽弃实德，浮游波荡，其为世害，更甚于文灭质。”

汉开西域三十六国，后稍分至五十余国，皆在匈奴之西、乌孙国之南，远者万有二千余里，近者不下九千余里。

或问上蔡先生：“讲论经典，二三其说者，当何从？”谢答曰：“用得即是，验之于心而安，体之于身而可行，斯是矣。如求之或过于幽深，证之或出于穿凿，徒将破碎大体，不见圣贤之用心，宜无取焉。”

刘元城云：“说得一丈，不如行取一尺。”

杨龟山语游执中云：“常以昼验之于妻子，以观其行之笃与否也。夜考之于梦寐，以卜其志之定与否也。”

伊川先生云：“读书当平其心，易其气，阙其疑，则圣人之意见矣。”

东坡先生云：“圣人之言，当以数句成文而求其意。若学者率以一字为断，遇其不同，则异说生焉。”

朱文公语学者观书法云：“且当玩味大意，就自己分上着实体验，不须细碎计较一两字异同。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东坡论老、庄之教：“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泛泛乎若萍游于江湖而适所值者，商鞅、韩非得其所以轻天下、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大抵于所厚者薄，则无所不薄，理势然也。”

陈履常云：“士大夫视天下不平之事，不当怀不平之意。平居愤愤，切齿扼腕，诚非为已，一旦当事而发之，如决江河，其可御耶？必有过甚覆溺之至，切为陈子之论，有《大学》‘有所忿釉虿坏闷湔’之义，要当廓然大公，物来而顺应之。”

胡文定公曰：“有志于学者，当以圣人为则；有志于天下者，当以宰相自期。降此不足道矣。”

石徂徕曰：“士之积道德、富仁义于一身，盖假权位以布诸行事，利于天下也。岂有屑屑然谋夫衣食者欤？”

侯师圣曰：“事君者以行道为志，非为禄也，然亦有时而为贫。若专以禄为事，则厮役之志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