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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充，会稽郡上虞县人，字仲任。他的祖先籍贯在魏郡元城，又姓孙。祖上几代曾从军立有军功，被封为会稽郡的阳亭侯。才一年因变乱而失去了爵位和封地，于是就在那里落了户，以种地养蚕为业。曾祖父王勇好意气用事，结果跟很多人都合不来。灾荒年头，拦路杀伤过人，因此仇人众多。又赶上兵荒马乱，怕被仇人捉住，于是祖父王泛领着全家肩挑车载家当，准备到会稽郡城去安家，但中途在钱唐县留了下来，以经商为业。祖父有两个儿子，长子叫王蒙，次子叫王诵，王诵就是王充的父亲。王家祖祖辈辈好讲义气，到了王蒙、王诵就更厉害了，所以王蒙、王诵在钱唐县又仗恃自己的勇力欺凌别人。后来，又与土豪丁伯等人结下了怨仇，只好全家又搬到上虞县居住。建武三年，王充出生。王充小时候，跟同辈的伙伴一起玩，不喜欢随便打闹。小伙伴们都喜欢捉鸟、捕蝉、猜钱、爬树，只有王充不愿玩这些，王诵对此感到很惊奇。王充六岁时，家里就教他认字写字，王充恭厚友爱孝顺，很懂礼貌，庄重寡言，有成年人的气派。父亲没有打过他，母亲没有责备过他，乡邻没有指责过他。
八岁进书馆学习，书馆里的小孩子有一百多人，都因为有过失而脱去衣服受责打，或者因为字写得难看而被鞭打。只有王充的书法日见进步，又没有什么过失。学完了识字书写课程，就离开了教写字的老师，去学习《论语》和《尚书》，每天能背诵一千字。读通了经书，品德也修养好了，就又辞别经师而去自己专门研究，王充一写出文章，就得到许多人的好评。所读的书也一天比一天多。王充才能虽高但不喜欢随便写作，口才很好可是不好与人谈论对答。不是志同道合的人，他可以整天不说话。他的言论初听时似乎很古怪，与众不同，直到把他的话听完了，大家才认为说得很正确。王充写文章也是如此，行事为人和侍奉尊长也是如此。王充在县里的职位是掾功曹，在都尉府的职位也是掾功曹，在太守府任五官掾，兼管功曹的事务，最后到州里做过从事史。王充不图在社会上出名，不为个人的利害去求见长官。经常说别人的长处，很少说别人的缺点。专爱推荐没有作官的读书人，给已经当了官的人开脱过错。自己认为不好的人，也不会去称赞他，人家有了过失，即使不为他开脱，也不会再去陷害他。能够原谅别人的大错，也惋惜别人细小的过失。喜欢隐蔽自己的才能，不好自我炫耀。尽力把修养操行作为做人的根本，而羞于靠才能来沽名钓誉。众人聚会坐在一起，不问到自己便不说话，被长官接见时，不问到自己就不作声。在乡里闲居时，仰慕蘧伯玉的气节；在朝廷做官时，就崇拜史子鱼的操行。
受到污蔑中伤也不愿自我辩解，官位不升迁也不怀恨。穷得连蔽身的简陋住宅都没有，但心情比王公大人还要舒畅；卑贱得连斗石的俸禄都没有，而心情却与吃万钟俸禄的人差不多。做了官不格外高兴，丢了官也不特别悔恨。处在逸乐之中时不放纵自己的欲望；处在贫若的时候也不降低自己的气节。爱广泛地阅读古书，喜欢听不同于流俗的言论。当时流行的书籍和世俗传说，有许多不妥当的地方，于是就深居简出，考查论证世书俗说的虚实真伪。王充为人清高稳重，结交朋友很注意选择，从不随便与人结交。结识的人地位虽卑微，年纪虽轻，但只要他的品行不同于世俗，就一定和他交朋友。王充好结交一些有才能有道德的人，不喜欢滥交一些庸俗之辈。因此，有些庸俗之辈，就抓住王充一些微小的过失，匿名攻击陷害他，但王充始终不去辩白，也并不因此而怨恨那些人。有人说：“你既然有很好的才干和出奇的文才，又是无罪而被陷害，为什么不自己申辩呢？过去像羊胜那样的人，鼓动唇舌，使邹阳下了狱，邹阳自己上书申诉，结果就获得了释放。如果自己真有完美的德行，那就不该被人攻击；既然能够替自己申诉，那就更不该被人冤枉。”
王充回答说：不清洁的东西就不存在被污染的问题，地位不高就不会被人危害，面积不宽就不会被削减，装得不满就不会被损耗。有才能的人受到各种攻击诽谤，被人所陷害，大概也是理所当然的。一心想往上爬的人才去自我表白，怕丢官的人才去自我申辩。我既不想往上爬又不怕丢官，所以就沉默不言。羊胜说坏话，是有某种力量促使着他；邹阳免于祸难，是有某种力量解救了他。孔子是讲命的，孟子是讲天的，吉凶和安危，都不是人所能及的。古人明白这些道理，所以把它们归之于天命，归之于时运，就能胸怀宽广，内心宁静。什么也不埋怨。有了福，不认为是靠自己得来的；有了祸，也不认为是自己招来的。所以偶尔升了官也并不因此而特别得意，偶尔降了职也并不因此而格外丧气。不因嫌弃贫贱而去追求富贵，不愿回避凶险而去寻求平安，不卖弄聪明以取得禄位，不用假意辞官来骗取名声，不因贪图升官而表白自己，也不因怕丢官而怨恨别人。把安与危、死和生看成是一样的，把吉与凶、成和败看成是同样的，这样就是遇到十个羊胜，也无妨害。我把一切都归结于天，所以不去表白自己。王充的性情淡泊，不贪图富贵。当被上司了解，破格提拔的时候，不因官大而高兴；当不被上司了解，被降职罢官受压抑的时候，也不因职位低而怨恨。几次被任为县里的小吏，也没有挑选而不愿干。有人说：“你心胸那么高而行为却一般，专门交结气味相投的人，做官也不计较地位，这岂不是玷污了你的节操败坏了你的品行吗？叫人家向你学习什么呢？”王充回答说：值得人们学习的人，没有谁能比得上孔子。孔子做官，是最不挑选的人。
当他做乘田、委吏的时候，没有不高兴的心情；当他做司空、相国的时候，也没有欢乐的表现。舜在历山耕种，就像将要那样过一辈子；等到他继承了尧的天下，又像是本来就该这样似的。人所担忧的应该是德行上的不足，而不担心自己的爵位低；人们感到耻辱的应该是名声不清白，而不该耻于官职得不到提升。垂棘之玉同瓦片放在一个匣子里，明月之珠同碎石装在一条口袋里，如果有这两种宝珠的品质，是不怕被世人与瓦片和碎石混同看待的。世人如果能识别什么是好人，那么好人即使处于卑贱的地位，也仍然是尊贵的；世人如果不能辨别好坏，那么即使你地位再高，也仍然是耻辱的。如果能做到地位低和地位高的时候操行一样，身分低贱和身分尊贵的时候品德相同，这就可以了。社会上一般人的情性都是好向上爬而不愿向下降，专门巴结那些得势的而背弃那些失势的。当王充被提拔做官的时候，许多人像蚂蚁一样依附在他身边；当王充被免职，贫困家居的时候，连原来的朋友也背离而去。王充为了记述俗人的忘恩负义，所以在家闲居的时候写成了《讥俗节义》十二篇。希望俗人读到这本书以后能有所觉悟，因此文章的主旨很明显，并且掺杂了很通俗的语言。有人指责我的文章浅薄。王充回答说：拿圣人的经典给小孩子看，把高雅的言论说给山野的人听，他们不会明白其中的内容，因此没有不被顶回来的。所以苏秦用精深的学说去赵国游说，结果李兑听了不高兴；商鞅起初用王道去游说秦孝公，而秦孝公却不愿采纳。
凡是不符合人们内心所追求的东西，即使你说的尽是尧舜之言，那也如同用酒饮牛，用肉喂马一样无用。所以那种华丽深奥的言辞，适用于大人君子而不适用于小人庸夫。人们不得已而勉强来听，能听进心中的人是很少的。孔子在野外丢失了马，被人家扣留了，子贡用美妙的言辞去劝说反而使对方更加愤怒，后来孔子的马夫用幽默诙谐的话去劝说，对方却认为讲得很好心里高兴。一般人只懂得浅显的话语，勉强用高深鸿大的文章让他们读，就如同用仙丹妙药去治疗鼻塞咳嗽，穿着貂皮狐皮做的衣服去砍柴挖野菜一样。况且礼节也不是任何时候都要讲究的，有些事情也不是任何时候都必须这样做。判决罪证明显的人，不一定要皋陶才行；烹调葵韭一类的菜蔬，也不一定要等狄牙来做才行。民间作乐，不一定用《韶》曲、《武》曲；乡村里祭祀土地神，也用不着三牲齐备的供品。既有不必要的问题，又有不适宜的问题。用宰牛刀杀鸡，用长戟挖野菜，用大斧削筷子，用盆罐当酒杯，这些都是大小失当，认为这种做法适当的人很少。怎样才算口才好呢？能用通俗的语言进明深奥的道理就算好。怎样才算才智高呢？能用容易懂的语言说明难懂的问题就算才智高。贤圣能衡量读者对象的才能大小，所以能写出适合他们程度的、深浅不同的文章。
王充憎恨俗人的性情，因而写了《讥俗节义》；又忧虑君王治理国家，只是想统治老百姓，而没有合适的治理方法，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尽管愁思苦想，但是看不出应该走的道路，为此写了《政务》这本书。王充又痛恨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伪书俗文，内容大多不实事求是，所以又写了《论衡》这本书。自从圣贤死后，他们所讲的道理就发生了分歧，长期朝着不同的方向发展，学者自立门户各成一派，就是博古通今的人读了他们的书，也不能断定是非真假。这些伪书俗文都是久远听闻代代相传的东西，有用笔记下的，有用耳听来的，都是些上百年的东西。经过的时间越是久远，认为都是过去古代的事情，所说的大都是对的，对这些东西信得刻骨铭心，而不能自拔出来，因此我写了《论衡》这本书。这本书的内容丰富，对问题的辩论很激烈，对于一切浮华虚伪的言论，无不加以澄清订正。目的是要消除那些华而不实的文章，保存敦厚朴素的本质，矫正当时流行的不良风俗，恢复伏羲时代那种纯朴的习俗。王充的书浅显易懂。有人说：“善辩的人讲出来的话很深刻，擅长写文章的人他写出的文章就深刻含蓄。考察一下经典上的文章，圣贤的言论，都博大精深，优美文雅，很难一下子就看明白，现在阅读它的人，必须依靠注解才能读得下去。这大概是由于圣贤的才智博大，所以他们说话，写文章就跟普通人不一样。美玉隐藏在石头里，珍珠蕴藏在鱼腹中，不靠玉工和珠师，谁也没法采到。因为宝贵的东西都是隐蔽而不外露的，所以考辩真伪的言论也应该深奥难懂。《讥俗节义》这本书，是想使俗人觉悟，所以它的主旨清楚，是些通俗易懂的文章。而《论衡》这本书，为什么也是这样呢？莫非是你的才能浅薄到了极点，根本写不出含蓄深刻的东西来吗？不然你的文章那么浅显，和那些经典截然不同呢？王充回答说：美玉本来隐藏在石头里面，珍珠本来蕴藏在鱼腹之中，所以都隐而不露。
等到美玉从石头中剖出来，珍珠从鱼腹中取出来，难道它们还隐蔽着吗？当我的文章没有写在简札上，还隐藏在内心的时候，就像美玉隐藏在石头里珍珠蕴藏在鱼腹中一样。等到文章一经出于胸中展露在外，就如同美玉从石头里剖出珍珠从鱼腹中取出一样了！它的光辉像天上的日月星辰一般灿烂，条理像地上的山脉河流一样清楚，凡是不清楚不明白的问题，全都能说得清清楚楚，况且事物的名目一旦表示清楚了，所论述的事情也就确定无疑了。《论衡》这本书，就是衡量言论是非的标准。开口说话就要力求把话说明白，动笔写文章就应该力求把文章写清楚。才高学富的人文章写得优美，就在于他用的词语没有人读不懂，文章的主旨没人看不明白。读了这种文章的人，就像瞎子睁开了眼睛，聋子听到了声音。瞎了三年的孩子，一旦看到父母，如果不看得一清二楚，怎么会欢喜呢？路边的大树，河边的长沟，由于明显存在，所以没有谁会看不见。
如果树不大而且又隐蔽着，沟不长而又隐藏着，指着它们让人看，即使是尧、舜恐怕也会看不清楚。人脸上有颜色的部位据说有七十多个，如果脸颊肌肤明净清洁，各种颜色都很清晰，那么即使是很细微的忧喜情绪，都可以看得清楚，给他相面的人，十个不会弄错一个。如果脸面黝黑丑陋，泥垢老厚而遮盖了脸上的各个部位，给他相面的人，十个有九个要弄错。写文章如同说话一样，有的通俗易懂条理清楚，有的深奥曲折隐晦不明，哪一种属于善辩的人呢？说话是为了表达人的思想，说过的话恐怕遗忘消失，所以就用文字记录下来。文字与说话是同一个目的，为什么写文章要把宗旨隐蔽起来呢？狱吏审理疑难案件，廷尉处理有疑问的事情，有的含糊不清，和那办得清楚明白的相比，哪一个是好法官呢？说话以明白流畅为精妙，写文章以宗旨清楚为畅通，公文以明白准确为优秀。深奥隐晦，使人难以明白其宗旨的，只有像“赋”、“颂”这类文体。经传上的文章，圣贤的语言之所以不容易懂，是由于古今的语言不一样，各地的方言不相同的缘故。古人说话论事的时候，并不是竭力要让人难懂，把含意隐蔽起来。后人看不懂古人的文章，是由于时代相距太远了，这只能说是语言不同，不能称古人才智博大。内容肤浅的文章如果叫人难于读懂，这叫做笨拙，不能称为才智高明。秦始皇读了韩非的书，赞叹说：“我怎么偏偏不能和这个人生活在同一时代呢！”正是由于韩非的文章可以使人读懂，所以他讲的事情才能引人深思。如果韩非的文章深奥难懂，必须有老师指导才能读懂，那么秦始皇就会把它扔在地上，还有什么赞叹可言呢？写文章的人，应该力求作品读起来通俗易懂而写的时候却很费力，不应该推崇那种读起来晦涩难懂而写的时候却不费力的文章；口头论述要力求解释明白，使人可以听懂，而不能为了追求深奥曲折，使人难于听懂。
孟子看一个人贤与不贤，是以瞳人清亮与否作为标准，同样，考察文章好坏，要以道理明白与否作为标准。王充的着作与世俗见解相对立。有人说：“写文章贵在符合大众的心意，不违背人们的心愿，应该做到百人读了不批评，千人听了不指责。所以《管子》上说‘在屋子里讲论，全屋的人听了都满意，在厅堂里讲话，全厅堂的人听了都赞同。’现在大概你的学说与世人的见解不同，所以你的文章违反俗情，不合众人的心愿。”王充回答说：议论问题贵在内容正确而不应追求辞藻华丽，记述事情讲究符合实际而不应注重迎合别人。论文是用来分辨正确与错误的，它怎么能不违背世俗人的心理，让人们听了不顺耳呢？众人的意见是错的就不能听从，所以我才排除和贬斥那些虚伪的东西，保存和肯定那些真实的东西。如果要求一切都应当顺从众人的心意，那就完全按照旧常规办就行了，还辩论什么呢？孔子陪鲁哀公闲坐，鲁哀公把桃和黍赐给孔子，孔子先吃了黍然后才吃桃，可以说是完全符合进食的顺序的，但是当时左右的人都捂着嘴笑他，这是由于习惯于这种习俗时间太久的缘故。我现在实际上与孔子当时按顺序进食的情形相似，世俗的人反对我，就像当时鲁哀公左右的人捂着嘴笑孔子一样。庙堂上用的雅歌，郑国人认为不好听；典礼上用的舞蹈，赵国人认为不好看。《尚书》中的《尧典》和《舜典》，春秋五霸不肯看；孔子、墨子的书，季孙氏和孟孙氏不愿读。可以使国家转危为安的计谋，被一般老百姓所贬低；治理国家的言论，会受到一般人的诋毁。有美味在这里，俗人不爱吃，但狄牙却爱吃；有宝玉在这里，俗人会抛弃它，但卞和却佩带它。谁对谁不对呢？可以相信的是谁呢？礼仪和世俗相违背，哪个时代不是如此呢？鲁文公违反祭祖顺序，有三个臣子离开了；鲁定公按顺序祭祖，反而有五个臣子离开了。有独到见解的话，高明的人不会舍弃，世俗的人不会喜欢；能感动众人的书籍，贤人高兴地称颂它，而愚昧的人却躲开它。王充的着作不可能完美无缺。于是有人说：“嘴里不该讲让人挑剔的话，下笔不该有让人挑剔的文辞。文章要华丽美好，讲话要雄辩巧妙。话讲得动听，所说的事情才能使人在心里再三玩味；文章值得一读，那样的着作才让人爱不释手。
所以雄辩的议论，人们没有不爱听的；华丽的文章，人们没有不争相传抄的。现在你着的《论衡》既然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发议论，对世俗的批评就不合常情，又写得不漂亮，读起来很不舒服。师旷所奏的乐曲，没有不优美动听的；狄牙做的饭菜，没有味道不好的。通今博古的人写的书，就没有什么缺点。《吕氏春秋》和《淮南子》这两部书，曾悬赏在城门上，观读它的人，没有说过“不”字。现在你的书没有那两本书好，文章虽然又多又长，仍然要遭到不少人的谴责和反对。”王充回答说：养植果实就不注重养育花，修养品行就不在言辞上下功夫。茂盛的草丛中往往有许多落花，茂密的树林中必然会有许多枯枝。我写文章是想公开表明我的目的用意，怎能使自己的文章不遭受谴责和诋毁呢？忙着救火或救落水者的时候，顾不上讲究自己的仪表；辩论是非的时候，也顾不上言辞的美好。下水追捕乌龟，顾不得调整自己的步伐；入深渊中捉蛟，顾不得考虑使用哪只手。我的文章言辞直截了当，但思想内容却很深远；有些文章虽然言辞甜美文笔尖刻，但思想内容却很浅薄无聊。千钟稻谷，糠皮就要占一大半；上亿的铜钱，坏了钱孔的会有成千上万。祭祀用的太羹必然淡而无味，最珍贵的宝石也必然有杂质；书籍文章难免出差错，良工巧匠也会有不精巧之处。用此，再雄辩的言论也会有说理不周密的地方，再博古通今的文章也还会有可以指责的地方。有的人的话像金子一般是因为它出自权贵之口，有的人的文章像粪土一样是因为它出自平民之手。《淮南子》、《吕氏春秋》没有一再受到攻击责备，那是因为它们出自有钱有势的人家。因为有势，所以才能把书挂在城门上；因为有钱，所以才能以千金为赏格。看到这种书的人，个个惶恐畏忌，即使见有不合理之处，谁又敢提出一个字的批评呢！王充的书写成以后，有人拿它与古人的书核对，认为它不同于古人的着作。于是有人就说：“说你是在卖弄辞藻吧，你的文章却又有的直截了当，有的迂回曲折；有的拐弯抹角，有的平铺直叙。
说你是在论述大道理吧，讲的又都是些琐碎的事情，文章中尽是杂七杂八的东西，对照经书既不符合，与传书对比也不相称，和司马迁的着作比不适当，和扬雄的着作归为一类也格格不入。文章不与前人的相似，怎么说得上好，称得上巧呢？”王充回答说：修饰容貌强求与别人类似，便失去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修辞造句力求与前人相似，便损害了自己原来要表达的意思。众人的儿子，是不同的父母，不同的族类所生的，他们不一定长得一样，他们各自承受了父母的精气，形成了各自的长处。如果文章必须与前人雷同才能称为好文章，这就是说只有代替好木匠去砍削木柴而不会伤手的人，然后才能称为技艺高明了。文人所做的事，各有各的路子，有人善于雕琢辞句使得文章很精妙，有人爱好辨别真伪以证论事情的真相。如果认为文章的构思必须与前人相同，文章的辞句必须互相沿袭，那就等于要求五帝做同样的事情，三王建立同样的功业。貌美的人面孔长得并不一样，看起来都很漂亮；动人的歌声音不相同，听起来都很悦耳；普通的酒和甜酒的气味不同，喝起来都会醉人；各种粮食的味道不同，吃了都可填饱肚子。如果认为写文章都必须和前人一个样，那就等于说舜的眉毛也应该是八采，禹的眼睛也该是有两个瞳人了。王充的着作篇幅多份量大。有人说：“文章以字句简练主题明确为好，说话以语言简要思想清楚为高，长于辩论的人，他的话必然扼要周到；善于写文章的人，他的文辞必然简洁鲜明。现在你所着的新书，超出了万言，繁琐而不省略，读者没有耐心读完；篇幅太多，注释者不能一一领会。你所以落了个“躁人”的名声，是因为文章写得过多就不好。说话简短容易说好，文章长了就不容易写得恰当。玉少石头多，多的就不珍贵；龙少鱼多，少的就必然神奇。”王充回答说：确有这样的说法。内容充实的文章再多也不嫌多，华而不实的文章，再少也不算好。
只要对社会有用，即使写一百篇也没有害处；如果对社会无用，即使只写一篇也没有补益。如果全都对社会有用，那么就越多越好，少了就不好。积累了千金，和只有百金的相比，谁是富者呢？所以文章多胜过文章少，钱财多胜过钱财少。世人拿不出一卷，而我有百篇；别人没有写一个字，我却写了上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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