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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士人的议论高明，为什么一定要依靠借助文采呢？”回答说：“人要具备文和质两个方面才算完美。物有只开花不结果的，有只结果不开花的。《易》上说：“圣人的情感通过文辞表达出来。”说出口就成了语言，把简札编在一起就成了文章，文辞书写出来，真实的情感就显现了。体现德行的文采，就是社会的服饰。只见之于文字叫“文”，实际去做叫“德”，装饰在衣上叫“服”。所以说：道德越高的文饰就越多采，道德越明显的文饰就越鲜明。官大位尊的人道德丰盈，他的文饰就鲜明；君子的道德高尚，他的文饰就华丽。官高位尊文饰就繁多，道德高尚文饰就丰盛。华丽而又光滑的，是大夫享用的席子，曾子病重卧床，让儿子把这种席子换掉。由此说来，以穿的服饰来区别贤人，贤人是以文采的多少来区分高低。愚昧杰出不能分别，必须要靠文采来判断。不仅人类是如此，万物也都是这样。龙的鳞上有花纹，在蛇类中是神物；凤的羽毛有五色，在鸟类中是首领；老虎威猛，毛色花纹很多；龟智慧，背甲上有花纹。这四种动物的躯体花色华丽，在动物类中是圣贤。如果山没有林木，就是土山；地上不长草木，就是泻土；人没有文采，就是无用的人。土山上不会有麋鹿，泻土上不会生五谷，人没有体现德行的文采就不会是圣贤。上天多日月星辰而大地多山川陵谷，阴阳二气协和，圣贤承受此二气，仿效天地，所以文采繁多。祥瑞吉兆，没有不以文采来显现的。晋唐叔虞，鲁成季友，惠公夫人名叫仲子，他们生下来就很奇怪，有字样在他们手上。张良命该显贵，出逃时与神人相会，黄石老人授以兵书，终于被封为留侯。黄河神异，所以出现河图；洛水神灵，所以出现洛书。书籍所记载的怪奇的事物，不会出现在小水坑中。物以文采为外表，人以文采为根基。棘子成想取消文采，子贡就讥讽他。认为文采不足为奇的，是棘子成这类人。能着书立说的是文儒，能解释经书的是世儒。两种儒生同在社会上，不知哪一种更优些。有人说：“文儒不如世儒。
世儒解释圣人的经书，解释贤人的传述，意义道理广博，没有不见实效的，所以在官府有固定的职位；其中地位最高的是五经博士，聚集了许多门徒，招引会集了千里之外的学生，即使他本人死了，他的学说仍然流传于后代。文儒发表的是华而不实的议论，对社会毫无补益，所以没有固定的官职，不见他们有一个弟子门徒，他们本人死亡之后，没有人继承他们的学业。这就是文儒不如世儒的道理。”回答说：并非如此。文儒世儒解释圣人的实情，是出于同一个动机，有同样的效验，目的都是想追随圣人。事情虽然不同但勉力从事是一致的，说的话不一样但道理却是相同的。为什么说文儒的议论对社会没有补益呢？世儒的学问容易做，所以世人学习的就多，平凡的事情都可以分出高低来，所以官府朝廷中都设置了他们的职位。文儒的学问，卓越非凡不循常规，人们很少读他们的书，他们的学问即使没有用来传授，门下即使没有弟子，但他们的着作文章奇伟不凡，世上的人同样流传他们的着述。那些世儒的都是虚妄的言论，只有这些文儒的才是有实际内容的文章。判断比较这两种儒生，哪一个贤明呢？考察古代贤能的人着书立说，自己用自己的学问，自己在社会上出名。世儒在当时即使尊贵，如果没有被文儒把他们写进书里，他们的事迹就不会流传。周公制礼作乐，名声流传而不灭绝。孔子编写《春秋》，名声流传而不灭绝。周公、孔子是圣人，难以用他们作例子来论证人才。汉代写书的人有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等人，他们的才能如同奇人一样，他们的名声不是靠别人得来的。世人传闻的《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郡的欧阳生和公孙弘，如果不是遇上太史公将他们记载下来，世上的人也不会知道他们。凭自己的学问出名的人与依赖别人才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好呢？能够记载一百个人的事迹使他们出名，与仅仅能使自己出名的人相比，哪个更高明呢？有人说：“从事着述的人，只是有空闲时间来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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