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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不容易识别，贤人比起圣人来要容易识别些。一般人对贤人尚且不能识别，怎么能识别圣人呢？一般人虽然说能识别贤人，但这话肯定是假的。用什么来识别贤人呢？怎样才能识别贤人呢？把做官居高位而自身享受富贵的人称为贤人吗？富贵却是由天命所决定的。有富贵命的人，不等于是贤人；有贫贱命的人，不等于是不贤的人。如果一定要以命是否富贵来检验贤还是不贤，那么这等于说决定能不能当官的因素是个人的才能而不是命了。把君王侍奉得舒心很少有过错的人称为贤人吗？这些不过是阿谀奉承之臣，谄媚逢迎之徒罢了。揣测准君王的心思才说话，寻找到适当的时机才行事，不曾有在朝廷上抵触君王所产生的隔阂，就不会有被贬职和罢官的危险。有的是身体姿态优美，面色漂亮可爱，让君王不憎恶而产生喜爱的心情，对他的恩宠多得超过了限度，这也不能称他是贤人。把朝廷选拔和举荐官吏时大家都称赞的人称为贤人吗？那么那些经常出头露面为人们所熟知的举荐的人就多，不经常出头露面为人们所不知的举荐的人就少，虞舜就是这样的人。尧曾经寻求贤人，大家就推荐鲧和共工，而由于四岳的制止，致使尧没有得到像舜这样的贤人。由此说来，举荐的人的多少，不能用来作为识别被举荐者贤与不贤的依据。有的人道德高尚而举荐他的人少，有的人才能低下而举荐他的人多。圣明的君王在举荐人的多少之间求善察恶，有时是可以得到善恶的真实情况的。况且广泛结交各种人物，会笼络众心的人，人们喜欢他就称赞他；清廉正直与乡里关系不融洽，志向高洁不结交志向不同之徒，失去了众心的人，人们怨恨他就会毁谤他。所以一个人的好名声多半是由于懂得笼络人心而得来的，坏名声多半是不会讨好众人造成的。齐威王因为毁谤而封赐即墨大夫，因为称誉而烹杀阿大夫，是因为即墨大夫有政绩而没有受到称赞，阿大夫没有功绩而获得名誉的缘故。子贡问道：“一乡的人都夸奖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还不能肯定。”
子贡又问：“一乡的人都讨厌他，这个人怎么样？”孔子说：“也还不能肯定。最好是一乡的好人都夸奖他，一乡的坏人都讨厌他。”这样说来，称誉的人多而所有的人都说他好的人，不一定是贤人。好人称赞他，坏人毁谤他，毁谤和称赞的人各占一半，这样的人才可能是贤人。根据好人所称赞的，坏人所毁谤的，就能够识别贤人了吗？如果是这样，孔子的话可以识别贤人，同样不知道称赞这个人的，是不是好人呢？毁谤这个人的，是不是坏人呢？也许称赞这个人的是坏人而毁谤这个人的却是好人呢！人们照样感到迷惑而无法去识别贤人啊。把众人所归附、宾客很多的人称为贤人吗？而那些众人所归附的，也许是广泛结交各种人物的那种人，众人喜欢他而称赞他，就像蚂蚁聚集一样去归附他。有的处于显贵地位而能给人利益，有的喜好士人而对待宾客谦逊，放下架子以等待贤人的光临。信陵君、孟尝君、平原君、春申君，养了几千个食客，被称为贤君。大将军卫青及霍去病，门下没有养一个宾客，仍然被称为名将。所以宾客的聚集，在于有好士下客的封君，给人以利或害的达官贵人。如果不好士下客，不能给人以利或害，那么众人不归附而士人也不会去归附了。把居官在位统治人民，得民心受人民歌颂的人称为贤人吗？而这些得民心的人，和那些得士子欢心的人，并没有什么不同。用虚伪的恩惠安抚老百姓，老百姓的欲望得到满足，于是就高兴而乐意归附他了。用什么来证明这一点呢？齐国的田成子和越王勾践就是这样的人。田成子想掌握齐国的政权，用大斗借出，小斗收进而使老百姓喜欢。
勾践想洗去被困在会稽山的耻辱，就安抚他的老百姓，慰问死者的亲属和病人而使老百姓高兴。这两个人都各自另有要想达到的目的，而虚伪地引诱招致他们的老百姓，并没有给老百姓以诚心，但老百姓也很高兴。
孟尝君半夜要逃出秦关，鸡没有叫关门就不开，一个地位很低的食客用手掌放在嘴边学鸡叫，附近的鸡都应和叫了起来，关门立即打开，孟尝君得以逃出秦关。鸡能够用伪装的声音去感动它，那么人也可以被虚假的恩惠所感动。人可以被虚假的恩惠所感动，那么上天也可以用巧妙的欺诈手段去感动。感动招致天气变化，应当用精诚之心，而人却使用阳燧从天上取到火，用来熔炼五石，在盛夏的五月，浇铸成阳燧，就能取得火。现在又只要把刃、剑和普通的曲刃铜兵器这类东西拿来，向着太阳磨擦，也能从天上取到火。这些刀、剑、钩能从太阳那里取火，那么普通的人，即使不是圣贤，也能够感动天上的气象变化了。就像董仲舒相信用土龙能招来云雨一样，大约也是有他的理由的。如果是这样，应和上天的统治，尚且不能说是贤人，何况仅仅是获得民心，就说他是贤人，怎么样呢？把任职做官有成就成效显着的人称为贤人吗？用什么来检验任职做官的功绩和成效呢？如果是根据老百姓归附他来检验，然而老百姓是可以用虚假的恩惠来讨好的啊。阴阳之气调和，老百姓安居乐业，是决定于时运。风调雨顺，老百姓安定，即使是不成材的统治者也会碰上太平治世；时运不和，即使是圣王也会遇上乱世。
如果根据阴阳之气是否调和来检验贤与不贤，那么尧就会由于洪水成灾而被贬斥，汤就会由于当时的旱灾而被认为统治才能是最下等的了。如果功效指的是具体的事情，那么亲身干这些事的人，功效就会显着可见；运用先王之道来出谋画策的人，功绩就会被埋没而不为人所知。鼓声不合于宫、商、角、徵、羽五音，然而五音没有鼓声配合就不和谐。老师不属于“五服”之亲，然而“五服”之亲没有老师的教导就不懂得互相亲爱。水不属于青、赤、黄、白、黑五种颜色，然而五种颜色没有水来调和就不鲜明。
“道”是具体攻效的根本，具体功效是“道”的表现，根据有具体功效的人称为贤人这条原则，这就是说掌握“道”的人反而被当作不成材的人了。汉高祖得到天下，赏赐群臣的功劳，萧何是受赏赐的群臣中的第一名。为什么呢？汉高祖论功劳的大小，用猎人驱使猎狗来作比喻。猎狗本身捕获了禽兽，功劳却归于猎人。群臣奋力战斗，他们好比是猎狗；萧何沉着稳重，他好比是猎人。一定要根据成绩来称之为贤人，这就是说萧何毫无功绩了。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一点。圣贤治理国家也有一定的方法，掌握了统治术就功业成就，治理国家不得法事业就要失败。譬如医生治病，有了良方，病情再严重也能治好；没有良方，仅仅是一点轻微的病也治不好。良方就像治理国家的方法，疾病好比国家的祸乱，医生如同官吏，用药好比教化。采用良方药力就发生作用，制定了有效的治国方略教化就会得到推行，教化推行祸乱就会停止，药力发生作用病就会治好。能把病治好的医生不一定比没有把病治好的医生高明。这样说来能把国家治理好的官吏，不一定比不能治理好国家的官吏贤明，只是偶然得到某种方子，碰巧懂得了这种治理的方法而已。
治国必须要靠方法来建立功业，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混乱之期，即使运用了治国之术，功业始终不能建立的；也有时运该当国家自身处于安定之期，即使没有治国之术，功业仍就能建立的。所以那些治理国家的人，有的正当时运而功业成就，有的背离时运而毫无成就。有治理之术的人能顺应时运而建立功业，但不能够违背时运而使天下安定。良医能医治命不该死的人的命，如果命数已完，寿限已尽，尽管用了良方也不会生效了。所以时运当乱的时候，即使是尧、舜施用任何方法，也不能建立功业；生命该当死亡的时候，即使是扁鹊施用任何药方，也不能治好病。射箭驾车的技艺，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运用自身的办法，然后事业取得成功，成效可以明显地见到。治理国家，就像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运用办法一样；功业建立，就是事情办成功，如果说做事有功效的人是贤人，这就是说从事各种手工业的人都是贤人了。赵人吾丘寿王，是汉武帝时的待诏，汉武帝派他向董仲舒学习《春秋》，他才干高，通晓事理，后来做了东郡都尉。汉武帝根据寿王很贤明，没有另外向东郡派遣太守。当时由于不断兴兵打仗，老百姓骚动不安，年成也不好，盗贼不断出现。汉武帝赐诏书给寿王说：“你在我跟前的时候，很有谋略，我认为你是天下无双，海内独一无二的人，以至于拥有统辖十几座城的权力，一身担负都尉、太守的重任，而现在盗贼却乘船流动攻占夺取库中的兵器，这和从前你在我身边时的作为很不一样，是什么原因呢？”
寿王向武帝谢罪，说骚乱很难禁止。汉武帝又召他为光禄大夫，经常在皇帝的身边，议论任何事理，没有不对的地方。他才能高智谋深，通晓事理而很有见识，然而他做东郡都尉时，年成不好，盗贼不断出现，老百姓骚动不安，他没有办法去禁止。不知是寿王没有掌握治理东郡的方法呢？还是东郡碰巧该当又有祸乱，而寿王去治理恰好又遇上这种时运呢？凭寿王的贤明，治理东郡却不能建立功绩，一定要以功绩来看是不是贤人，那么寿王就该被贬斥而不该被提拔。恐怕世间必然有很多如寿王这样的人，而评论者却因为他没有功绩就看不出他的贤能。燕国有一个山谷，谷中气候寒冷，庄稼不能生长。邹衍吹奏律管招来暖气，不久之后寒谷变成温谷，燕国用它来种黍，黍长得很好获得了丰收，到今天还称它叫“黍谷”。使阴阳之气调和，应当靠道德至诚之心。然而邹衍吹奏律管之后，寒谷变成温谷，庄稼能够生长成熟。据这种情况来推论各种办得成功的事情，犹如采取邹衍吹奏律管的办法一样。所以掌握了那种方法，即使是不贤的人也没有做不到的事；失去了度数，即使是贤圣，也有治理不好国家的时候。
这是根据功效不可以检验贤人的第二点。人们办事情，有的心意尽到了然而事情却没有办成功，事情没有办成功但是气势却震撼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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