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庆历二年，富弼乞罢殿试，止令尚书礼部奏名，次第唱名，盖以廷试惟用诗赋，士子多侥幸故也。王尧臣、梁适皆状元及第，以为讥己。正月辛巳，方从弼之请，癸未，遽从尧臣、适之请，复旧制。

庆历元年十一月，郊祀赦文：“功臣不限品数，赐私门立戟，文武臣僚许立家庙，已赐门戟，给官地修建。”此循唐制也。故有兄弟同居而各置门以列戟者，想是时必有立戟之人，特近代此制不举，无能举旧事以言者，若家庙则终不能行。至皇二年十二月甲申朔，复颁三品以上家庙之制。从宋庠之请也。然一时议者欲令立庙之子孙袭其封爵，世降一等，自国公而至封男凡五世，而封爵之卑者仅一二世。或又疑袭封公爵，惟三恪、先圣之后有之，此制一行，数世之后必多。又子孙或初命卑官，不应袭公侯之爵。议终不决，竟泥不行，是不详考前代之制也，君子惜之。

国朝，自真宗时法令浸宽，臣僚或以恩泽及所转官为子孙乞赐科名，则召试而授之；或乞亲属升陟，注超越差遣，自小官即为通判、知州；其降官、降差遣，亦援此陈乞叙复。大抵皆公卿大臣牵于人情而不可拒者，积日累月，不可数计。庆历四年正月丙戌，诏并禁止，不得陈乞。

令县邑门楼，皆曰“敕书楼”。淳化二年六月癸未，诏曰：“近降制敕，决遣颇多，或有厘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无以讲求，论报逾期，有伤和气。自今州府监县应所受诏敕，并藏敕书楼，咸着于籍，受代批书、印纸、历子，违者论罪。”则是敕书楼州县皆有之也，今州郡不闻有敕书楼矣。

唐有王《会图》，皇朝亦有《四夷述职图》。

大中祥符八年九月，直史馆张复上言：“乞纂朝贡诸国衣冠，画其形状，录其风俗，以备史官广记。”从之。是时外夷来朝者，惟有高丽、西夏、注辇、占城、三佛齐、蒙国、达靼、女真而已，不若唐之盛也。

国初，进奏官循五季旧例，例官至御史大夫。诸国既平，天下一统，诸州各置进奏官，专达京师，多至百数，混于皂隶，不复齿于衣冠之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三月戊辰，诏诸州进奏官十年以上，补三班奉职，每遇郊祀叙补五人，迄今为例。

种放有别墅在终南山，聚徒讲学，性嗜酒，种秫自酿，林泉之景颇为幽胜。真宗闻之，欲幸其家而不果。咸平六年，遣使画图以进，六月己未，召辅臣观于龙图阁，再三褒美。放父翊尝为吏部令史，出官为长安簿。放幼好学，长以古道自任，奉母隐居于终南山之豹林谷，自称“退士”，作《退士说》数千字。又号云溪醉叟。太宗朝屡召不起，张齐贤荐其节行可厉风俗，真宗复遣中使召之，起为左司谏、谏议大夫、给事中。力请还山。从祀东封，拜工部侍郎。终身不娶，既卒，朝廷录其侄世雍为同学究出身。

唐人重于避讳，国初此风尚在，刘温叟以父名岳，终身不听乐，部曲避监临家讳尤甚。太宗雍熙二年六月辛丑，诏：“内外臣僚，三代名讳止可行于己。州县长吏不得出家讳。新授官职有家讳者，除三省、御史台五品、文班四品、武班三品以上许准敕上言，余不在改请之限。”然法令明载，官称犯高曾祖父讳，冒居者有罪，则是与此诏相反也。岂非此诏既行之后，人无廉耻，习以成风，故又从而禁之耶。

民间诉水旱，旧无限制，或秋而诉夏旱，或冬而诉秋旱，往往于收割之后，欺罔官吏，无从核实，拒之则不可，听之则难信。故太宗淳化二年正月丁酉，诏荆湖、江淮、二浙、四川、岭南管内州县诉水旱，夏以四月三十日，秋以八月三十日为限。自此遂为定制。

国初，州郡官属，皆长吏自行奏辟，姓名未闻于朝，已先莅职，洎至命下，则已莅月日皆为考任，大抵皆其宗族亲戚也。太宗雍熙四年八月乙未，诏曰：“诸处奏荐，多是亲党，既伤公道，徒启亻幸门，今后如有员阙处，当以状闻。”自后奏辟不敢私于亲戚，或犯此令者，人得而指レ之，稍知所畏忌矣。

唐制，乘驿者给银牌。五代庶事草创，但枢密院给牒。太平兴国三年，李飞雄伪作牒，乘驿谋反，禽捕伏诛。六月戊午，诏复旧制，应乘驿者并给银牌。中兴以后，此制不复讲矣。

卷五

仁宗时，有染工自南方来，以山矾叶烧灰，梁紫以为黝，献之宦者洎诸王，无不爱之，乃用为朝袍。乍见者皆骇观，士大夫虽慕之，不敢为也。而妇女有以为衫礻爰者，言者亟论之，以为奇袤之服，浸不可长。至和七年十月己丑，诏严为之禁，犯者罪之。中兴以后，驻跸南方，贵贱皆衣黝紫，反以赤紫为御爱紫，亦无敢以为衫袍者，独妇人以为衫礻爰尔。（服紫始末，已见前卷。）

真宗时，试进士初用糊名法，以革容私之弊。张士逊以监察御史为巡铺官，因白主司有亲戚在进士，明日当引试，愿出以避嫌。主司不听，士逊乃自言引去。真宗是之，遂诏自今举人与试官有亲嫌者，移试别头。别试所自此始，且以御史为巡铺，决无容私矣。易以宦官，不知始于何年也。

唐设武举以选将帅，五代以来皆以军卒为将，此制久废。天圣七年，以西边用兵，将帅乏人，复置武举。至皇元年，边事浸息，遂废此科。治平元年九月丁卯，复置，迄于今不废，淳熙甲辰，距治平百二十载矣。仲父轩山公知贡举，武举林票、陶天麟等来拜谢，仲父问之曰：朝廷设此科以择将帅，而公等不从军，何也答以不堪笞之辱。仲父因奏孝宗皇帝，乞更旧制，申饬三衙、沿江军帅待以士礼。至淳熙十四年，事始施行，进士皆愿从军。至绍熙庚戌，仲父以知枢密院兼参知政事唱进士第，复奏光宗皇帝，命武举进士从军，不许军帅笞辱，大罪按奏，小罪罚俸。此令一出，皆愿从军，而军中无所容之。乃自三衙立同正员之额，以至江上诸军，每举以二十四员为额，七年为任，第一名同正将，第二名、第三名同副将，第四名以下同准备将，而第二十五名以下只注巡尉。自后军帅亦仰承朝廷优恤之意，待遇之礼与统领官等，或令其兼同统领职事，遇出战多领守寨，必自愿亲行阵者，始听之。盖军史自统制以下，多是假摄，或以准备将而权统制者，每于文移、公牍、书札、榜子削其本职，为写权职为正。遇东班便自居通判之上，唯知凶暴，陵驾士大夫。一闻钲鼓之声，则惴惴战栗。士大夫信其伪衔，不复与较。故以守阙进勇副尉为统制者，往往而是，若于武举中选愿亲行阵者，使久于其任而序进之，必能趋事赴功矣。

部吏卖阙之弊，自昔有之。皇中，赵及判流内铨，始置阙亭。凡有州郡申到阙，即时榜出，以防卖阙，立法非不善也。然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今州郡寄居，有丁忧事故数年不申到者，亦有申部数年，而部中不曾改正榜示者，吏人公然评价，长贰、郎官为小官时皆尝有之，亦不暇问。太宗皇帝曰：“亻幸门如鼠穴，不可塞也。”岂不信哉

国初，宦者不过数十人，真宗时渐众，盖以遇郊恩，任子皆十数岁小儿，积累至多故也。皇五年闰七月戊辰，言者以为久弊当革，乃诏自供奉官至行门，以百八十员为额，遇阙额方许奏补。至元二年二月，又诏自供奉官至黄门，以百人为额。然流弊之久，终不能革，至宣、政间，动以千数矣。

仁宗朝，言者以士大夫不安职守，惟务奔竞，乞申严戒励。庆历八年五月丁卯，诏中外官满二年方许差替，其三年、三十月为任者，仍旧。此诚良法也。中兴以来，职事官犹计资考，故有须次一两政者，至于三丞以上，至于郎官卿监有三四年不迁者，故人无苟且之心。近年，满年不迁则为人指目，居其位亦恐惧求去，是不谙祖宗典故尔。

旧制，御试诗赋论，士人未免上请于殿陛之下，出题官临轩答之，往复纷纭，殊失尊严之体。景元年三月丙子，诏进士题具书史所出，御药院印给，士人不许上请。自后进士各伏其位，不敢复至殿庭。

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前代所元。天圣五年，诏臣僚薨卒，当赐谥，而本家不陈乞者，令有司举行。又兄弟同在朝者，令连状封赠。此推恩泉壤，泽及幽冥也。九年十二月癸丑，诏流内铨，选人父母年八十以上，权听注近官。此教人以孝，且厚风俗也。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诏臣僚之官罢任，所过山险去处，差军士防送，无过送迎人之半。此闵其道路羁旅，恐不得其所也。仁宗施恩于臣下者如此，可谓仁矣。先是，咸平六年，真宗诏命官迁谪岭南亡殁者，并许归葬，官给缗钱，如亲属年幼，差牙校部送至其家。盖其人虽犯罪，而其死则可闵，威以惩其罪，恩以恤其死，施于死者犹尔，况生者乎施于有罪者犹尔，况无罪者乎仁宗可谓能弘家法矣。

宗室年五岁则官为廪给，此祖宗旧法也。皇二年，判大宗正事允让请自三岁廪给。仁宗以太过，三月甲辰，诏宗室三岁以上，官为给食。今又复以五岁为限矣。

西京学校，旧为河南府学。景元年，诏改为西京国子监，以为优贤之所。

商税之任，今付之初官小使臣，或流外校尉、副尉，州郡县令亦鄙贱之。曾不思客旅往来，乡民入市，动遭竭泽，又复营私，掩为己有，害民有甚焉者。真宗景德二年三月癸未，诏商税三万贯以上，选亲民官监给，通判添支。所以重讥征之寄。近时理亲民资序为监当者，未之闻也，往往以为浼己，不肯亵就矣。然朝廷以场务之寄，责之长贰、县令，知监当之难于其人也。故康定元年六月壬子，诏：“天下州县课利场务，十分亏五厘以下，知州、通判、县令罚俸一月；一分以下，两月；二分降差遣。增二分，升陟差遣。”赏罚不及于监当，有深旨矣。

大中祥符四年十二月己未，越州言会稽县民裘承询同居十九世，家无异爨，诏旌表其门闾。屈指今二百三十六年矣，其号义门如故也。余堂至其村，故听事犹在，族人虽异居，同在一村中，世推一人为长，有事取决，则坐于听事。有竹亦世相授矣，族长欲挞有罪者，则用之。岁时会拜，同族咸在，至今免役，不知十九世而下，今又有几世也。余尝思之，裘氏力农，无为士大夫者，所以能久聚而不散，苟有骤贵超显之人，则有非族长所能令者。况贵贱殊涂，炎凉异趣，父兄虽守之，子孙亦变之，义者将为不义矣。裘氏虽无显者，子孙世守其业，犹为大族，胜于乍盛乍衰者多矣。天之裘氏者，岂不甚厚乎

国初，进士词赋押韵，不拘平仄次序。太平兴国三年九月，始诏进士律赋，平仄次第用韵。而考官所出官韵，必用四平四仄，词赋自此整齐，读之铿锵可听矣。

司天监官自挈壶正转保章正，灵台郎直长、局丞至冬官正，仅五迁尔。旧制五年一转，或谓较之武臣洎医官则太优，欲增其等级。庆历五年六月乙卯朔，诏自保章正至五官正，十年一迁官。虽循转甚迟，然比承信郎转至武翼郎，犹为优矣。

承平时，温州、鼎州、广州皆贡柑子，尚方多不过千，少或百数。其后州郡苞苴权要，负担者络绎，又以易腐多其数，以备拣择，重为人害。天圣六年四月庚戌，诏三州不得以贡余为名饷遗近臣，犯者有罚。然终不能禁也。今惟温有岁贡岁馈，鼎、广不复有之矣。

五季日寻干戈，其于军卒，尤先激励，凡军头非有战功，皆号伴饭指挥使。皇朝一统，边境无虞，伴饭者众，乃诏以处有罪者。凡为此职，人皆望而知其犯罪也。大中祥符二年二月，诏改军头伴饭指挥使为散指挥使。然自此人不复以为耻，而激励之权微矣。

皇朝初下江南，置水路、陆路发运二使，运江南之粟以赡京师。其后以陆路不便，悉从水路。雍熙四年四月己亥，诏合水路、陆路发运为一路，以王继升掌之，董俨为同掌，自此迄于宣和不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