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丁玲

第23章 使人不能乐观

方面如此情形实不足为奇。就由于胆怯与无知,杀戮在某一时成为当权者惟一一种政策,从本国历史上,是可以发现无数篇章的。但极可怪处,则是凡有机会在这个愚蠢时代社会里成为牺牲的人,都仿佛毫不知道如何请求避免牺牲的方法。各人似乎由于只习惯租界上工部局的章程,全不明白自己行为一出了租界便成为什么案件,得到什么结果。故即或各人行动皆那么秘密,同志中互相皆难知道一人以上的住处,行动皆十分麻烦,每人身后常常有侦探跟随,然而海军学生夫妇二人还那么从容洒脱,实在是想像不到的。

畏怯原不是革命者所应有的东西,但过分洒脱,则不免疏于人我之间的防卫。我尤其不能同意的,便是他们似乎业已忘了自己如何得到大众的原因,仿佛手中已操持了更好的武器,各在轻视原来手中那枝笔。皆以为把笔摔下的时代业已将临,不放下手中那枝笔诸事就作不好。关于这件事,我大约同他们讨论过二十次。认为他们的笔不适宜于从手中离开。并且若已承认了把笔放下是中国革命一点损失,则在这种时代里,如何去使用那枝笔,也成为两人最切要的问题。不担心牺牲,那自然是种难得的勇气。可是若凡事看得远一点,认识得深切一点,了然所谓中国革命文学,应取何种方法、何种形式,使它在这个恶劣环境依然能存在、能散布、能把握某一部分读者的感情,则作者间实有切切实实用客观的眼光去研究的必要。海军学生如其他年青人一样,对历史太生疏了一点。文学所能发挥的能力、所能展开的场面,可谓极其缺少注意的兴味。海军学生之被人重视,我以为对于他根本毫无好处。这人既并无多大政治才识,有的只是较才识三倍以上的热情。凭了这点热情,他应得到一分敬爱。然而一被重视,因此他却必毁无疑了。据我的感想,则发展他成就他,最好的环境,就是委屈他到一份卑下生活里去。要他受苦,被派作不甚要紧的事情,短期入狱,常常受吓受困,一出门就得同政府的便衣侦探斗智,当逃避侦缉者眼光时,习惯于电车的上下,转小弯,于同志中受不甚公平的待遇,学会了种种机智与谨慎,在艰难境遇里三年五年,好好的去取得一个革命家那分应得的经验。一切生活训练他到某种程度,他也才能作某种负重致远的人!

照当时情形来,我的意见已显然觉得稍稍有点迂腐,所以海军学生的回答常常只是个微笑,丁玲女士也只给我一个微笑。要他们说出他们的意见,他们就简简单单的说:“你什么都不知道,只能写点文章,别的真不用提。”海军学生原本是个天真烂漫的人,直到这时,不拘他如何勇于负责,不拘他如何长于打算,我总以为他还不脱离孩子气。如今到了把自己加入这血肉相搏的争斗里,对于某种理想的实现,常作超越历史条件以上的乐观,就见出两人皆还在不可形容的天真里打发每个日子。然而到了我明白我的理知对于他们并没有多少用处,拟不再提出什么意见时,他已在意外情形中失踪了。

十六号在他们家中,我对于海军学生的生活,不贡献什么意见,丁玲女士却对我的生活有所考询,考询的结果,我仿佛从他们的脸色上,又看出点可怜悯神气。那神气用言语翻译出来,仍然是“从文真有点迂腐”。我当时不加分辩,不作抗议。我心想:

“一切人都在那里用自己一分观念决定自己的命运,既明白每人因生活不同,观念也难相同,或者就应当各人沉默守分,尽时间来说明各人的命运得失了。”

于是我邀他们过卡尔登去看电影,看了一个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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