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6章

一

除孔子是上下千万年语，自孟子以下，则莫不因时以立言。程子曰“曾点、漆雕开已见大意”，自程子从儒学、治道晦蒙否塞后作此一语

，后人不可苦向上面讨滋味，致堕疑网。盖自秦以后，所谓儒学者，止于记诵词章，所谓治道者，不过权谋术数，而身心之学，反以付之释、

老。故程子于此说，吾道中原有此不从事迹上立功名，文字上讨血脉，端居无为而可以立万事万物之本者。为天德、王道大意之存，而二子为能见之也。

及乎朱子之时，则虽有浙学，而高明者已羞为之，以奔骛于鹅湖，则须直显漆雕开之本旨，以闲程子之言，使不为淫辞之所托，故实指之

曰，“‘斯’指此理而言”。恐其不然，则将有以“斯”为此心者，抑将有以“斯”为眼前境物、翠竹黄花、灯笼露柱者。以故，朱子于此，有功于程子甚大。

而又曰“夫子说其笃志”，则以夫子之门，除求、路一辈颇在事迹上做去，若颜、闵、冉、曾之徒，则莫不从事于斯理，固不但开为能然

；而子之所以说开者，说其不自信之切于求己，而非与程子所谓“见大意”者同也。

朱子谓“未能决其将然”，陈氏谓“工夫不到头，止于见大意”，下语自实。春秋之世，夫子之门，其为俗儒者正少，必不得已而以子路

、冉有当之，然其视萧、曹、房、杜，则固已别矣。即至刘子，也解说“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威仪所以定命”。则当时士大夫风味习尚可知，而“见大意”者，岂独一开哉？

上蔡云“不安于小成”，成者亦事功之成也，而事功必有本领。朱子于此，却以仁义忠孝帖出，直是亲切。若朱子又云“推其极只是性”

，则原程子言外之旨，原有“性学”二字，以别于俗儒、俗吏之学，故为引伸以推其极至如此。若漆雕开言“斯”之时，初未尝即含一“性”字在内。

仁、义、忠、孝，固无非性者，而现前万殊，根原一本，亦自不容笼统。性即理也，而有于“性”学者，抑有于“理”学者。易曰“穷理

尽性以至于命”，固已显分差等。性藏夫理，而理显夫性，故必穷理而乃以尽性，则自明诚者，所以不可躐等夫自诚明之天道。学必有其依，

性必有其致。然则开之求信者，亦但于事言理，初未于理言性。即其言而熟绎之，当自知其所指矣。

程子之言，有为而言也。从俗儒、俗吏风尚浮诡之余，而悠悠然于千载之上，有开与点，求诸此心、此理以为仕学，程子所为当诸心，而见其可说也。

开之言，非有为而言也。当洙、泗教隆之日，才可有为，而略小以图大，欿然求诸己以必其无不信者，则所争者在矢志之厚薄敬肆，而不

在事理之精粗。斯朱子“说其笃志”之言为尤切也。

朱子固欲表章程子之说以正圣学而绌事功，是以存其言，而显其实曰“性”；亦恐性学说显之后，将有以“三界惟心，自性普摄”之邪说

，文致此章“信斯”之旨，是以别之曰理、曰笃志、曰仁义忠孝，反覆于异同之闲，而知良工之心独苦矣。读者毋惊其异而有所去取，抑毋强

为之同，如双峰之所附会者，则可无负先儒矣。

二

程子曰“浮海之叹，伤天下之无贤君也”，只此语最得。庆源不省程子之意，而云“愤世长往”，则既失之矣。至胡氏又云“无所容其身”，则愈谬甚。

无所容其身者，则张俭之望门投止是已，而夫子岂其然！道虽不行，容身自有余地也。若云“愤世长往”，则苟其欲隐，奚必于海？自卫

反鲁以后，夫子固不仕矣，何至悻悻然投身于无人之境而后遂其志哉？

程子传春秋，于鲁桓公及戎盟而书“至”，发其意曰“此圣人居夷浮海之意”。盖谓圣人伤中国之无君，欲行道于海滨之国也，岂长往不

返如管宁之避兵耶？海值鲁东费、沂之境，其南则吴、越，其北则九夷、燕，其东则朝鲜、追貊。圣人不轻绝人，故亦聊致其想望。

然夷之於越，终视诸夏为难化，斯反覆思之，要不可轻舍中华以冀非常之事，则裁度事理，不得徒为苟难者也。子路勇于行道，不惮化夷

之难，故曰“好勇过我”。或谓好勇为勇退，则仕卫辄、使子羔之子路，岂勇退者哉？

三

臧文仲不仁者三，不知者三，繇其不善之积成，着而不可掩，则但据此六者，而其人之陷溺于恶已极矣。此六者是文仲相鲁下很手、显伎

俩处，此外尚其恶之小者。故夫子他日直斥其窃位，而春秋于其告籴，特目言其罪。安得有如吴氏所云“善者多”哉？

若子产有君子之道四，其四者则修己、治人、敦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