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政时之赵声

溯自甲午战后，香港孙汶杨衢云始创革命，后因红带之案，泄于广州城外省港轮船码头。斯时不过三数人之提倡，百十人之附和。风气闭塞，党势难展。继有戊戌变政，康有为倡保皇会于京师，首上《公车上书》（为割台湾赔款二百兆赎还辽东）。当时十八省举子因会试，群萃京中，附骥签名者千百。其书洋洋数万言，皆痛陈天下时事大势。读者上自枢垣大老六部公卿，下而各省士夫，无不推许康有为为识时之俊杰也。康得志，援荐党人。鄂督张之洞，又保荐梁启超、杨锐，湖南巡抚陈实箴又保荐在籍绅士谭嗣同等为军机参预新政。一时保皇之名义，如风起水涌，汹汹澎涨。名人贤士，多附从焉。不料康谋不轨，图事泄发。康梁逋逃海外，谭嗣同、杨锐、杨深秀、林旭、刘光第、康广仁六士喋血于菜市口。当时舆论，尚重康梁，多痛击朝中诸大老之旧脑根，为互相水火焉。当保皇党之盛行也，赵声甚爱慕康梁才志，对于一切改革新政诸举，极赞成。日与旧同窗友程佩芬、朱子骥、沈国贤以及识时诸士邹景陶孝廉、万瀚蔚等，结为诗社，杯酒相从，日谈国事。每言至激昂之语，必击节悲痛，吁嗟太息。慨大局之沉沦，恨狂澜而莫挽。以今日之时世，非推翻旧局，改良新政，制造新国民，不足以富强天下，以拒外侮也。首为国计，而推及教育，以养成尚武之风，方能立国。国计者，萃天下之菁华，而核其来去者也。今日政府，只知有去路之不敷，而不审来源之短绌也。病根短绌，只仰屋咨嗟，有十八省之矿产而不思浚，各处口岸而不辟开，四百余州铁路而不兴筑，是不知理财，良可慨也。有理财之方，而后得资教育。教育者，为国家作育人材之计者也，异日用才得以备采有才储焉。而尚武之风，从兹而养。今之天下，一如春秋之天下也。以战论，无学不足以敌人，所以有学之国胜，无学之国败；多学之国强，寡学之国弱，理所必然矣。子舆氏言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以拿破仑之才德感格国人，而法国民族之精神丕振。英国大将惠灵吞之战功一立，而国学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