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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这伤心的消息使他转向了佛教?他放弃了天主教的礼拜,去“参拜一座大宝塔”,而且这不是他最后的一次。肯定是他对中国不断增加的好奇心促使他做出这样的举动,他甚至参加了一个中国养子朱斯特·王的婚礼。而这次经历使他有机会写岀关于中国传统婚礼怎样进行的文章,作为真正的历史见证发表在一个法国刊物上。他对于这类仪式的兴趣使他更接近民众,他不断发现民众的价值,同时学会将所谓的欧洲文化优越相对化:“其实是我们错了,我们不从他们的立场来看问题,而企图用我们的方式来裁判他们,我们双方并非用同样的尺寸衡量事物。”
相反,儒勒疏远的正是军事活动。当他离开汉口去天津,他情不自禁地揭露他所在团的“混乱”,并发了几次脾气。在那个时代,他的批评不足为奇。这是与欧洲前线堑壕里发出更激烈更绝望的批评相呼应的。最初那种建立在对法国武力盲目信任上的“枪杆的花朵”的沸腾已经过去,每个人都明白法军绝没有准备好这样的对抗,兵员不足应付任务。
至于中国的局势,虽然在欧洲局外,但仍然让人忧虑。年初颁布的新法保证袁世凯的终身权力,让儒勒有机会来讲一则他喜欢的轶闻。袁世凯成为中国新王朝皇帝的愿望眼看要实现,但是同儒勒一样,他的这一年也并不如意料。
汉口,1915年1月18日亲爱的妈妈:我温柔而坚决地埋怨你。我今晨收到你12月17日的来信。你有勇气,但容我说你不妥当,将这件我最应该了解的事情瞒了三个月。你以为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