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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月二十日，清廷严斥御史谢济世着《学庸注疏》，指为“谬妄无稽，甚为学术人心之害”。
据《高宗实录》卷一一乾隆元年正月乙卯条记：
总理事务王大臣议奏，御史谢济世进自着《学庸注疏》，于经义未窥毫末。
其称明初尊朱之令，以同乡同姓之故，名为表章圣贤，实则推尊本朝，尤属谬妄无稽，甚为学术人心之害。请严饬发还其书。从之。
正月，汪绂着《礼记章句》并《或问》成。
据汪绂《双池文集》卷之五《礼记章句序乾隆元年丙辰》记：
《小戴》四十九篇，大抵纯驳相杂，盖汉儒传记之属耳。而自汉以来，并列学宫，莫之或易。下及元明，设科取士，皆唯以《戴记》，而《周礼》、《仪礼》盖不与焉，傎矣！然《仪礼》先圣之法，而行礼者贵得圣人之心，无得于圣人之心，则节文亦末焉已尔。《戴记》虽不能皆纯，而古人遗意，与夫先圣微言，有传之未失其真者，则皆有礼乐精义所存。是以由《曲台》而《大戴》，由《大戴》而《小戴》，亦既愈汰愈严。今《大戴》馀篇犹存，而程朱自《小戴》表章《学》、《庸》，遂以绍千圣相传之道统，知《小戴》之获列于经，非无谓也。况世远言湮，经残礼废，而情深服古之儒，志在践履先王，以求陶淑其身心，以昭周孔之训，其因文而得意，因略而得详者，舍是书其曷从也哉？……顾先儒之治《小戴》者，郑注既祖谶纬，孔疏一于附会，皇、熊漫滥，鲜有可观。是无论《戴记》之驳者，愈远愈离，即其中之所谓纯者，亦因之而尽驳。宋儒程、张虽乃时发精义，而未尝统为折衷。朱子既看《仪礼》有序，而欲因经附传，斯《记》庶几就理，未克成书，以付黄勉斋。然勉斋所手定，又似与朱子旧说稍殊，要于二礼全书，亦未遑详为梳栉也。外此，则荆国既多矫诬，蓝田未免束缚，方氏附会为多，石梁批剥过当。馀若辅氏、饶氏、应氏、吴氏之徒，各有发明，而刘氏时多粹语，陈氏考据详慎，时为特出者欤！独是制科《戴记》取士，于是士虽名为习礼，徒矜羔雁先资，遂至武林之《集解》，凡遇丧礼，皆尽行删阙，是宜乎云庄之浩然兴叹也。草庐多所纷更，果于自用，虽今人有崇事其说者，于鄙意则未敢惬焉。要以平易纯正，则宁取云庄为最。但陈注或杂引他说，不为折衷，或随手摭援，不顺文义，而其间择之未精，语之未详者，亦所时见。绂每读之，而有不能释然于心者，常欲更为搜剔，以示来兹。……因即云庄旧注，略复搜辑绍闻，更参鄙见，斟酌去取，别为章句，手录成书。虽所取用不过数家，深惭孤陋，然前圣作述之心，及高堂生、萧奋、孟卿、后苍、二戴相传说礼之意，与夫学礼者身心之范，或亦其有得焉，以无戾于先儒也乎？若乃因经附传，而合斯《记》于《仪礼》，则窃有志也，而姑待焉。亦以《小戴》为今日习礼专经，故莫若详于是焉，以斯为《仪礼》之筏也。篇次悉因旧本，毋若应删吴裂。
至其所以去取之故，是非之辨，有非章句所能悉载者，则又窃附朱子《四书或问》之例，别着《或问》一编，以尽其说。世有取此书而阅之者，或亦可以为《仪礼》之阶，而资风教之一助；更取《或问》而阅之，其亦可以知绂之心矣。
案：据余龙光《双池先生年谱》卷之二，“乾隆元年丙辰四十五岁”条称：
“春正月，《礼记章句》成，十卷；又成《或问》四卷。”故系此文于此。
二月四日，佥都御史李徽奏请“订《孝经》入《四子书》，进程子颢入大成殿”，为清廷严词斥责。高宗令将批驳语“颁发天下学政”。
据《高宗实录》卷一二乾隆元年二月戊辰条记：
四子之书，乃朱子所自订，刊于临漳。宋理宗颁行学宫，至元、明以及我朝，遵行已久。《大学》、《中庸》，程子从《礼记》摘出，朱子订入《四书》。
《孝经》单行，篇章无多，何可与《四书》并列？朱子为《孝经刊误》，疑其非尽圣人之言，说得都不亲切。吴澄亦曰，今文亦不无可疑。疑其所可疑，信其所可信，去其所可去，存其所可存，朱子意也。制科取士，第一场首试《四书》文三篇，二场用《孝经》论一篇，与《性理》互出，所以尊崇圣经，总期发明经义，文与论何择！李徽欲请订入《四书》，将使天下后世，谓《四书》订于朱子，五书订于李徽，殊不自量之甚。朱子熹羽翼经传，阐发义蕴，会萃群言，衷于至当。《四书集注章句》，亲切详明，使学者涵泳r绎，具见圣贤立言精意。我圣祖仁皇帝，特进朱子熹入配大成殿，所以为天下万世学者树之标准，俾知所趋向，非以朱子熹为贤于周、程诸儒也。如李徽所言，程子颢亦宜入大成殿，周子敦颐以下，均可以次详酌。则周子敦颐、二程子颐、张子载、邵子雍，皆宜附于十哲之列。孔子及门，如南容、有若、子贱诸贤，不亚于程、周诸子，并不亚于十哲，亦未尽入大成殿中。踵事日增，将贻后议。揆诸尊崇至圣，以师表万世之至意，亦岂有当？至于性善之说，详于《孟子》，皆渊源之论。李徽以人性之善为支派，谓程子颢解“继之者善”，亦人性之支派。指此为有功性旨，是不独有悖孟子，亦大非程子之意。敷陈舛谬，学术攸关，诚恐无知效尤，或诋毁先贤，或穿凿经义，或托名理学，自便其私，大为世道人心之害。请严申饬。得旨：这所奏是。着交该部颁发天下学政，咸使遵行。
二月十六日，高宗颁谕，再斥谢济世、李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