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0章

光绪元年，因台湾事变，筹画海防折云：

兹总理衙门陈请六条，目前当务之急，与日后久远之图，业经综括无遗，洵为救时要策。所未易猝办者：人才之难得、经费之难筹、畛域之难化、故习之难除。遁是不改，虽日事设防，犹画饼也。然则，今日所急，惟力破成见，以求实际而已。何以言之？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主客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往来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惟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外患之乘，变幻如此，而我犹欲以成法制之，譬如医者疗疾，不问何症，概投之以古方，诚未见其效也！庚申以后，夷势鸣媚谙颍薄海冠带之伦，莫不发愤慷慨，争言驱逐。局外之訾议，既不悉局中之艰难，及询以自强何术，御侮何能，则茫然靡所依据。臣于洋务涉历颇久，闻见较广，于彼己长短相形之处，知之较深，而环顾当世饷力人才，实有未逮。又多拘于成法，牵于众议，虽欲振奋而末由。《易》曰：“穷则变，变则通。”盖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

又云：近时拘谨之儒，多以交涉洋务为浼人之具；取巧之士，又以引避洋务为自便之图。若非朝廷力开风气，破拘挛之故习。求制胜之实济，天下危局，终不可支。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者，以中国之大，而无自强自立之时，非惟可忧，抑亦可耻！

由此观之，则李鸿章固知今日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固知狃于目前之不可以苟安；固尝有意于求后千百年安内制外之方；固知古方不可以医新症；固知非变法维新，则战守皆不足恃；固知畛域不化、故习不除，则事无一可成；甚乃知日后乏才，且有甚于今日，以中国之大，而永无自强自立之时。其言沉痛，吾至今读之，则泪涔涔其承睫焉。夫以李鸿章之忠纯也若彼，其明察也若此，而又久居要津，柄持大权，而其成就，乃有今日者，何也？则以知有兵事，而不知有国民；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民政。日责人昧于大局，而己于大局，先自不明；日责人畛域难化，故习难除，而己之畛域故习，以视彼等，犹不过五十步与百步也。殊不知，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殊不知泰西诸国，所以能化畛域、除故习、布新宪、致富强者，其机恒发自下，而非发自上。而求其此机之何以能发，则必有一二先觉。有大力者，从而导其辕而鼓其锋，风气既成，然后因而用之，未有不能济者也。李鸿章而不知此，不忧此，则亦已耳。亦既知之，亦既忧之，以彼之地位，彼之声望，上之可以格君心，以臂使百僚；下之可以造舆论，以呼起全国。而惜乎李之不能也，吾故曰李之受病，在不学无术；故曰为时势所造之英雄，非造时势之英雄也。

虽然，事易地而殊，人易时而异，吾辈生于今日，而以此大业责李，吾知李必不任受。彼其所谓“局外之訾议，不知局中之艰难”，言下盖有余痛焉。援春秋责备贤者之义，李固咎无可辞，然试问今日四万万人中，有可以造世界之资格者几何人哉？吾虽责李，而必不能为所谓拘谨之儒，取巧之士，囿于章句，狃于目前者，稍宽其罪，而又决不许彼辈之随我而容喙也。要而论之，李鸿章不失为一有名之英雄，所最不幸者，以举国之大，而无所谓无名之英雄，以立乎其后。故一跃而不能起也，吾于李侯之遇，有余悲焉耳。

自此章以后，李鸿章得意之历史终，而失意之历史方始矣。

中日战争时代之李鸿章

中日战事祸胎李鸿章先事之失机大东沟之战平壤之战甲午九十月以后大概情形致败之由李鸿章之地位及责任

中国维新之萌蘖，自中日之战生。李鸿章盖代之勋名，自中日之战役。惜哉！李鸿章以光绪十九年七十赐寿，既寿而病，病而不死，卒遇此变，祸机重叠，展转相缠，更阅八年之至艰极险，殊窘奇辱，以死于今日。彼苍者天，前之所以宠此人者，何以如是其优？后之所以厄此人者，何以如是其酷耶？吾Г笔至此。不禁废书而叹也。中日之战，起于朝鲜，推原祸始，不能不谓李鸿章外交遗恨也。朝鲜本中国藩属也。初，同治十一年，日本与朝鲜有违言，日人遣使问中国，盖半主之邦，其外交当由上国主之，公法然也。中国当局，以畏事之故，遽答之曰：“朝鲜国政，我朝素不与闻，听贵国自与理论可也。”日本遂又遣使至朝鲜。光绪元年正月，与朝王订立和约，其第一条云：日本以朝鲜为自主之国，与日本之本系自主者相平等云云，是为日本与朝鲜交涉之嚆矢。光绪五年，英、美、德、法诸国，相继求互市于朝，朝人惊惶，躇踌不决。李鸿章乃以函密劝其太师李裕元，令与各国立约，其奏折谓：藉此以备御俄人，牵制日本云云。光绪六年，驻日使臣何如璋，致书总理衙门，倡主持朝鲜外交之议，谓中国当于朝鲜设驻扎办事大臣。李鸿章谓：若密为维持保护，尚觉进退绰如，倘显然代谋，在朝鲜未必尽听吾言，而各国或将惟我是问，他日势成骑虎，深恐弹丸未易脱手云云。光绪八年十月，侍读张佩纶复奏，请派大员为朝鲜通商大臣，理其外交之政。鸿章复奏，亦如前议。是则鸿章于属邦无外交之公法，知之未悉，徒贪一时之省事，假名器以畀人，是实千古之遗恨也。自兹以往，各国皆不以中国藩属待朝鲜也久矣。光绪十一年，李鸿章与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约，载明异日朝鲜有事，中日两国，欲派兵往，必先互行知照，于是朝鲜又似为中日两邦公同保护之国，名实离奇，不可思议。后此两国，各执一理，葛不清，酿成大衅，实基于是，而其祸本，不得不谓外交遗策胎之。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一事。

光绪二十年三月，朝鲜有东学党之乱，势颇猖獗。时袁世凯驻朝鲜，为办理商务委员。世凯者，李鸿章之私人也，屡致电李，请派兵助剿，复怂恿韩王来乞师。鸿章遂于五月初一日，派海军“济远”、“扬威”二舰，赴仁川、汉城护商，并调直隶提督叶志超，带淮勇千五百人，向牙山。一面遵依天津条约，先照会日本。日本随即派兵前往，至五月十五日，日兵到仁川者已五千。韩廷大震，请中国先行撤兵，以谢日本。中国不允，乃与日本往复会商一齐撤兵之事。盖是时乱党已解散矣。日本既发重兵，有进无退，乃议与中国同干预朝鲜内政，助其变法，文牍往来，词意激昂，战机伏于眉睫间矣。是役也，在中国之意，以为藩属有乱，卑词乞援，上国有应代靖乱之责任，故中国之派兵是也。在日本之意，则以既认朝鲜为自主，与万国平等，今中国急派兵而代平等之国靖乱，其意不可测，故日本之派兵，以相抵制亦是也。此二国者，各执一说，咸曲彼而直我，皆能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焉。但其中有可疑者。当未发兵之先也，袁世凯屡电称乱党猖獗，韩廷决不能自平。其后韩王乞救之咨文，亦袁所指使。乃何以五月初一日始发兵，而初十日已有乱党悉平之报？其时我军尚在途中，与乱党风马牛不相及。然则韩乱之无待于代剿明矣。无待代剿，而我无端发兵，安得不动日本之疑耶？故我谓曲在日本，日本不任受也。论者谓袁世凯欲借端以邀战功，故张大其词，生此波澜，而不料日本之蹑其后也。果尔，则是以一念之私，遂至毒十余万之生灵，隳数千年之国体。袁固不能辞其责。而用袁听袁者，得不谓失知人之明哉？此为李鸿章失机第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