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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关于宋朝“党争”这方面的背景已经交代，那为什么李格非这几年连续几次升迁也一目了然了，不过为了行文的方便，便于读者能够脉络清晰，我现在站在李格非的角度将这些年宋朝的风云变幻说一下。
那接着从王安石变法之后説起。
王安石变法宣告彻底失败以后，作为一国之主的宋徽宗压力也很大，他在执政手段上来看应该属于温和派，一方面推行变法，一方面又经常有向保守派妥协之举，这引起了王安石的强烈不满，可以说王安石的两次罢相都是因他而起，这一点站在王安石的角度上也应该很好理解。不过后来宋徽宗的一切表现证明，王安石是误解他了。
在王安石罢相、宣布变法彻底失败后，宋神宗接着又自己发起了“元丰改制”，并亲自主持，这就充分说明了在变法图强这方面，宋神宗的决心和愿望都是很强烈的，不幸的是，周围实在太乱了，宋神宗的“一腔热情”也无奈的流产了，唉，要怪就怪从老祖宗那里流传下来的“异论相搅，党争不断”吧！
元丰八年（1085）三月，带着无限的遗憾，看了看自己辛辛苦苦坚持了接近二十年但依然毫无改善的烂摊子，宋神宗疲惫的闭上了双眼。
宋神宗死后，他的第六子哲宗继位，时年还不到十岁，便由高太后——即宣仁太后——代为执政，高太后是谁？你应该不陌生，对于王安石变法她可是一百个看不惯的，很显然，她一上台，便将变法派人士罢的罢、贬的贬，而对于饱受打击的保守派则是革职的复位、发配的召回，来了个黑白颠倒，司马光就是在这个时候被重新启用的，过了几年苦日子的苏轼又成了红人。
就这样，宋神宗死了，王安石走了，哲宗尚年幼，很显然，“守旧派”来了个“咸鱼翻身”，那么李格非的一路升迁就是在这个时候了。
可事实证明，党争之下，谁的好日子也不是永远！
九年之后，高太后病逝，哲宗即位，在变法图强这个问题上，宋哲宗是完全秉承先祖的遗志的，即便不是如此，后来的事实证明，宋哲宗确实是个妄图通过变法图强富国强兵的有思想、有作为、有抱负、有远见的“四有”好皇帝，当然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些年他被高太后一伙保守派压制得太厉害了，他早就对这些“一根筋”们腐烂发霉的守旧思想忍无可忍了，一上台，他便连烧几把火，给保守派们来了个下马威。
哲宗亲政后表明绍述父志，追贬司马光（已去世多年），并贬谪苏轼、苏辙等旧党党人于岭南（今广西一带），接着重用革新派如章敦、曾布等，恢复王安石变法中的保甲法、免役法、青苗法等，减轻农民负担，次年改元“绍圣”。
也就是说，这次又到了变法派“咸鱼翻身”的时候了，他们终于熬到头了，这一天他们很多人已经“等得花儿都谢了”！
前面我已经说过，很多时候，皇帝下达政令是一回事，而执行政令又是另一回事！
宋哲宗只是“绍述父志，推行新法”，他的着眼点在“推行新法”上，而这些小肚鸡肠、祸国殃民的“变法派”人士未必这么想，他们这时候唯一想的就是：老子这些年可吃够你们的白眼了，今天就叫你们尝尝我眼红得厉害！从奴隶到将军，我翻身奴隶把歌唱！由此可见，又一场“打击报复，公报私仇”的腥风血雨又来临了！
可能是李格非的为人一向比较温和、树敌不多的原因吧，这场血雨腥风骤然来临的最初他并没有受到过大的威胁，在苏轼开始遭贬的时候他并没有受到过大的威胁，只是后来，李格非的一个决定给他招致了灾祸，毕竟，当时的他随时沐浴着这场血雨腥风，一不小心便会有倾盆大雨骤然而降。
绍圣元年（公元1094），被重新召回的“变法派”元老章惇为相，开始复行新法。
要知道，这个章惇可不是个简单人物，而且也是“党争”的严重受害者，当时宣仁太后听政，左相司马光全盘废弃新法，章惇上书千言，建议不能即时全废，但仍被司马光说成“不顾朝廷大体”而黜知汝州，此后七八年间，他有事没事的被保守派拉出来“修理”一下，他也是个性要强之人，你说这口气能咽得下吗？
这年六月，哲宗和章惇进行了第二轮改革，可以说结果比较理想，为了改革成果能得到巩固，章惇请编——也可能是哲宗授意——“类元祐诸臣章疏”，大力打击、贬谪保守派，迫使他们远离政权中心，就像司马光、文彦博等保守派人士在元祐期间打击变法派时所做的一样，恰在这时，一直默默无闻、按时上下班、从不多言多语的李格非进入了他们的视线
“这小子，整天中规中矩的，会不会是装的呀？要不就是苏轼这小子安排在这里的卧底，不行，得考验考验他，让他的狐狸尾巴露出来！”
不久，李格非便被召为“检讨”，这可不是我们今天犯了错误作的“检讨”，而是让他给这些“元佑党人”作个监督，一方面是考验他，一方面意在借机拉拢他，不过生性秉直的李格非并没有“经受住考验”本来这些年潮起潮落的“党争”已经很难分清楚谁是谁非了，但“不辱师门、尊师重道”这一点是万万不可丢的，让他背叛恩师苏轼、好友晁补之，这样的事他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出来的，于是他严词拒绝了这项“美差”！
“好心当了驴肝肺”！很显然，你得为此付出代价，于是不久他便接到通知，被“外放为广信（今河北徐水一带）军通判”。
这样算来，那年李清照大约在十岁左右，已经够分辨是非，相信这次父亲被贬之事她一定有所耳闻，包括大人们的议论她也能够听懂一些，这样的话，父亲的选择一定会给她带来不小的震动，“做事有原则、有立场，关键时刻为了保全别人的利益而不惜牺牲自己，”这些对于早慧的小清照来说很容易理解，或许就在一夜之间，父亲的形象在他脑海里变得更加高大了，相信她以后在为人处事中所表现出来的“不畏权势，黑白分明”的秉直个性也与这次父亲的影响脱不了关系。
有其父必有其女嘛！
格非再升迁
在宋代，因为“重文轻武”的缘故，便将一些武将解除兵权，然后以朝臣身份出守州郡，但为了防止州郡官权力过大，又在州郡设通判，与州郡官共同处理政事，说白了，就是一个地方官的副手，是个基本是个无任何权利的闲职。
前面我提到的“李格非棒打无良道士”就是发生在他这一任期内。
可以说，这次的贬黜给李格非的触动很大，通过这件事他参悟了许多世事，尤其是在风云突变的官场上的前途不卜的潮起潮落，可以说，在这之后，他本来就不露锋芒的个性变得更加的持重了，而且在头脑得到空前清醒之余，他的兴致以致胸襟报复也有了很大的变化。
或许是变法派突发善心，或许是仁宗感叹朝中无人了，或许还有其他原因，这次李格非所受到的贬黜并没有持续多久，不到一年之后，也就是在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清照十二岁时，“文叔始为礼部郎”（据刘克庄《后村诗话》），属祠部，专管礼仪、祭享、贡举等要务，看起来来头不小，其实也是个闲职，这次名义上虽是提升，但实际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用，不过对于这点李格非并没往心里去，而且也没有再次回到从前的住所“有竹堂”，而是来到了汴京的陪都——西京（在今河南洛阳），找了个僻静的地方住了下来，因为他此时有一个新的打算，那就是准备著书立说，可以说，这个理想是李格非自年轻时候就埋藏在心里的，只是这些年的宦海沉浮使他没有心思也没有精力付诸实施，而今天，机会终于来了！
李格非一生著作颇丰，可以说很大一部分著作应该成型于这个时候，借此机会，我们将他的大作逐一说明一下。
据《宋史？艺文志》载，李格非有《礼记精义》十六卷、《人史传辨志》五卷、《洛阳名园记》一卷、《永洛城记》一卷。又，《遂书堂书目》及《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载《李格非集》四十五卷；《涧泉日记》卷上载有《济北集》；张邦基《墨庄漫录》载有《历下水记》。
这些名字可能看得你眼花缭乱了，总之吧，成果颇丰，可惜的是他的大部分著作都已遗失，现仅有《洛阳名园记》一卷传世，此外还有一些遗文、断篇及书目可知者尚有《廉先生序》（《章丘县志》）、《书战国策后》（南宋绍兴丙寅姚宏《重校战国策？叙录》）、《元塘年十月哲宗幸太学君臣唱和诗碑》（《枫窗小牍》）、《傅尧俞疏》（毕沅《中州金石志》）、《破墨癖说》张邦基《墨庄漫录》）、《杂书》二篇（《墨庄漫录》、《冷斋夜话》）、《李格非论文章》（彭乘《墨客挥犀》）、《祭李清臣文》（《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诗歌存世者，有完篇3首及断句《挽鲁直》、《宗幸太学唱和诗》（明李濂《汴京遗迹志》卷二十三）《过临淄》、《试院》、《挽鲁直》俱见《后村先生大全集？诗话续集》及《绣水诗抄》。
还是眼花缭乱吧？这是作者为了尊重起见才写如此详细，你如果不想浪费时间的话可直接跳过。尽管我们今天有幸见到的他的著作不多了，但在这方面他绝不是一个信口开河的粗人，这从当时后世人对他的评价便可看出。
《宋史？文苑传》称他“苦心于词章，陵轹直前，无难易可否，笔力不少滞”。南宋刘克庄说他“文高雅条畅有义味，在晁、秦之上，稍不逮”（《后村诗话》）。也就是说，从诗文成绩来看，李格非的水平甚至在晁补之、秦观之上，也可能这种说法有些过头，因为我们今天今天并没有太多的李格非的作品拿出来，但足以见得李格非当时确实是一个不容小觑的轰动人物。
除此之外，李格非在著书立说方面也很有自己的一套见解。
宋人彭乘《墨客挥犀》云：“李格非善论文章，尝曰：诸葛公《出师表》、李令伯《陈情表》，陶渊明《归来引》，沛然如肺肝流出，殊不见有斧凿痕。数君子在后汉之末，两晋之间，未尝以文章名世，而其词意超迈如此！盖文章以气为主，气以诚为主。故老杜谓之‘诗史’者，其大过人在诚实耳。”
也就是说，他主张文章以气、诚为主，要真实自然，感情充沛，反对矫揉造作，无病呻吟。
他又说：“文不可以苟作，诚不著焉，则不能工。”（《宋史？李格非传》）。也就是说，写文章不能马马虎虎，要么不写，要么就写好，而且要用诚心去写，可以说今天看来他这一思想还没有过时，尤其是对我们今天的年轻写手来讲。
说来好笑，李格非写文章不仅主张“气”和“诚”，还提倡——“横”。有人一定会大惊：此“横”一定不是那个带有强烈的贬义色彩的那个“横行霸道”之“横”吧？别说，还真叫你猜了个八九不离十，北宋人张邦基在《墨庄漫录》曾引李格非之语曰：“余尝与宋遐叔言，孟子之言道，如项羽之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者，何其横也！左丘明之于辞令亦甚横。自汉后千年，唯韩退之之于文、李太白之于诗，亦皆横者。近得眉山《筼筜谷记》、《经藏记》，又今世横文章也。夫其横，及其自得而离俗绝畦径间者，故众人不得不疑。则人之行道文章，政恐人不疑耳。”
也就是说，他主张写文章应该如“项羽用兵，直行曲施，逆见错出，皆当大败而举世莫能当”，可见他所谓“横”，类似我们所说的豪放，当然还包括“意有所指”，能够所向披靡，无人能挡！当然，他这一主张应该与苏轼大力推崇战国纵横家、“不能尽通于圣人”“鹦鹉学舌”的主张分不开的。
另外，李格非在文学追求上还非常大胆，实事求是，直抒自己的胸臆，他曾著《杂书》，遍论左丘明、司马迁、班固、范晔、韩愈等文章大家之作，褒贬指责，洋洋洒洒，切中要害，令人折服。相信这一点对李清照的影响很深，以至于后来她所作的直言不讳、褒贬众家的《词论》一文，其间所流露出的大胆无畏、实事求是的精神应该是脱胎于此了。
以至于宋人尹少稷竟称赞说：“李格非之文，自太史公之后，一人而已。”（宋韩淲《涧泉日记》）此虽过誉之辞，言过其词了，但足以说明李格非文章确有特色，不愧为北宋文章名流。
关于《洛阳名园记》
《洛阳名园记》是李格非尚存著作中最为完整的一篇，不幸中的万幸，也是他最有代表性的一篇，这也是在当时就引起了轰动效应的一篇文字，李格非的名字与能够挤进当时人才济济、大腕频出的文学界，这篇文章是功不可没的。
你可不要光从字面意思上去理解，认为它只是一片平淡无奇的说明文，那你就大错特错了，确切的说，它是一片夹叙夹议而且政论性很强的说明文，要想能够全面深刻的了解它，我们必须将其一分为二。
一方面，它确实是一部不错的说明文，虽然不能说对于文章的“主角”洛阳介绍得面面俱到，但详略分明，重点鲜明，“名园”即“园林”这是他的介绍重点，其中提到十八处名园和一处集市，文中记述了名园的历史变迁、景物形胜、亭榭布置、花木种类，从上到下，从左到右，从古至今，面面俱到，而且用笔非常细腻，让人读来栩栩如生。
在说到曾任宰相的富弼家的园子时，李格非说：“独富郑园最为近辟，而景物最盛。”
“广轮皆里余，北有牡丹、芍药千株，中有竹百亩，南有桃李弥望。唐丞相牛僧儒园七叶桧其故木也，今属中书李侍郎，方创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余里，中多大园池，而此为冠”。这是他对另一处重点名园归仁园的介绍，可谓用笔极尽详细，从花草写到人、从点写到面，费尽心思。
如此种种，堪称说明文中的上乘之作。
另一方面，在行文之中，他并非全是将兴致放到观花赏草上，其间所渗透的自己的思想精华以及层层逼进的议论更能体现其不同流合污的过人之处。
他说：方唐贞观、开元之间，公卿贵戚开馆列第于东都者，……，其池塘竹树，兵车蹂践，废而为丘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为灰烬，与唐共灭而俱亡者，无余处矣。予故尝曰：“园圃之兴废，洛阳盛衰之候也。”他的意思是说，从这些名园的重要性来看，从他们的兴废就能看出洛阳的盛衰！
他还说：洛阳处天下之中，……，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常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予故尝曰：“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也就是说，从洛阳的重要性来看，从它的盛衰就能看出天下是否太平！
“则《名园记》之作，予岂徒然哉？”那么我写这篇文章，你们认为我是徒劳吗？是闲得没事干来浪费时间吗？
“呜呼！公卿士大夫方进于朝，放乎一己之私意以自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乐，得乎？唐之末路是矣！”
这就是他最后说出的自己的心里话：唉，你们这些达官贵人们，仗着自己大红大紫的时候，大肆放纵自己的私欲，任意妄为，“治理天下”的匹夫之责抛之脑后，如果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想在以后退休了继续享受着“天伦之乐”还有门吗？大唐的没落衰亡就是你们的前车之鉴呀！
《宋史？李格非传》云：“尝著《洛阳名园记》，谓洛阳之盛衰，天下治乱之候也。其后洛阳陷于金，人以为知言。”也就是说，以至于后来洛阳沦陷，后人认为是李格非眼光独到，“先见之明”！
的确，细细品味，这是何等的胸怀与眼光！读罢此文，让我们又想到了“向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紧锁愁眉的范仲淹，想起了“把酒问青天”图自悲叹的苏东坡，由此看来，说李格非在晁补之、秦观之上，与苏轼有形近之处一点也不为过！
（二）“秋千架”上的青年
首先声明，将李清照的青年时期称之为“秋千架上”并不是我的独创，而是许多对其有研究的后世学者的说法，不过确实有道理而且很贴切，所以我在此来个移花接木。细想之，大概最初用此词语的人是受了她的“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的启发，由她“荡秋千”的嗜好想起了她的这段时光，想起了她坐在秋千架上的感受和现实生活中的感受应该如出一辙。
起起落落、忽高忽低、有时兴奋有时低落，这应该是坐在“秋千架”的基本感受吧！
1、随父进京，词名轰动
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李清照随着后母以及后母所生胞弟李迒一起，被父亲李格非接到京城，当时，李格非之所以决心接女儿进京应该主要打算是为了她的婚事，时年李清照十六岁，按当时的风俗，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显然，李格非有此想法很大原因是出于自己的“儿女私心”，不过，这也是无可厚非的。
李清照原本生活的原籍，不论明水还是济南，虽说是人杰地灵，但比起人才济济的京城来还是逊色多了，再加上李格非在太学供职多年，与女儿年纪相仿、德才兼备的青年才俊一定认识不少，说不定他早就中意哪个做自己的乘龙快婿了，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讲求的“门当户对”，而当时的形势是，宋仁宗将注意力转向改革进取上来，党争有所缓和，李格非连续几次升迁，虽不是很明显，但毕竟重新回归到京城高官一列了，自然对为女择婿的门第要求高了些，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指责李格非封建思想严重、门第思想明显，毕竟天下做父母的那个不对自己的孩子存有私心？应该说，想比当时有些人的观念来看他这还算是轻的！
不过，大人怎么想的那是大人的事，这对于小清照可没有产生任何的影响，她只知道为了父亲的工作自己要离开家乡了，要来到那个从前只有在父母的谈话里听到的以及只有在自己梦里出现的繁华之地，毋庸置疑，这里对她是充满着无限的吸引力的，那是皇帝住的地方、那是天底下最富有的地方、那是天下名流才子趋之若鹜的地方，据说在那里什么也能见到、什么也能买到，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你见不到、买不到！
毕竟，十六岁嘛，还是小孩子，好奇是她的天性，好奇是天理，除此之外不用过多的理由和解释！
进京之后，一家人住在了父亲的“有竹堂”，确切的说，是带有“有竹堂”的府第。
“有竹堂”确有其说，他的好友晁补之有篇《有竹堂记》，里面记载：“济南李文叔为大学正，得屋于经衢之西，输直于官而居之。治其南轩地，植竹砌旁，而名其堂曰‘有竹’，榜诸栋间，又为之记于壁。率午归自太学，则坐堂中，扫地置笔砚，呻吟策犊，为文章数十篇……”
看样子这间“有竹堂”应该是皇帝所赐，由此可以看出，此时的李格非说不上今非昔比也得是在一路升迁之后了，当然我们从中还可以看出，李格非独爱竹子，这应该与他秉直的个性分不开的。
不过进京之后的李清照兴奋了没几天，毕竟当时一个女儿家，又到了“闺中代嫁”的年龄，老是上大街上、众目睽睽之下四处溜达是不行的，只得乖乖的呆在家里练字读书打发时间，再说，小清照毕竟不比其它女儿家，尽管身居闺房但并不爱针织女红，时间就有为显得无聊散漫，幸好，她做得一手好词，天生的悟性加之这几年在老家闺房里的习练，写诗作词的水平虽说不上炉火纯青倒也信手拈来了，所以说，这段清闲的时光倒误打误撞得成了她“学诗三十年”的第一次创作高峰。
不过关于清照的这段身居闺房的悠闲时光里发生的一些事，一些野史记载的倒是色彩斑斓，说是她曾男扮女装参加“洛阳花会”上的“超级赛诗会”，并一举夺得“超级花魁”，并由此结识了“超级评委”、北宋另一才女、权向曾布之妻“魏夫人”，并从此声名大振，两人从此结交，并称“北宋两大才女”，传下一段佳话。
需要说明的是，“洛阳花会”的确古今有之，但“超级诗会”未必属实，那个曾有“不堪西望去程赊，离肠万回结”之叹的魏夫人在当时却是名声了得，不过两人结识并传下佳话一说无从考证，另外小清照与下人男扮女装、勇夺花魁之说更是无稽之谈，野史毕竟是野史，我们大可一笑了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