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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所做的不自觉的动作，只要我们善于探索，差不多全都可以从我们心中找到它的原因。昨天，当我沿着新林阴大道走去，准备到让蒂耶那边皮埃弗河畔采集植物标本时，到了离地狱门巴黎旧时的一个城门，在今蒙巴纳斯公墓稍北。不远的地方，我就向右绕了一个弯，从田野绕过去，从枫丹白露大道登上那条小河边的高冈。这一绕本身并无所谓，但当我想起我在这以前已经多次这样不自觉地绕弯的时候，我就思量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当我找出其中的原由时，我不禁哑然失笑了。
在林阴大道的一个拐角，在地狱门外，夏季每天都有个妇女在那里摆摊卖水果、药茶和面包。这个妇女有个小男孩，很可爱，然而是瘸子，架着双拐，一瘸一拐地走到行人跟前，颇有礼貌地乞讨。我跟这小家伙早就认识上了，每次路过，他都不免向我问候一番，我也少不了施舍几文。在开始时，我很高兴看到他，十分乐意给他钱，在一段时间内一直都是高高兴兴地这样做，甚至时常逗他说上两句，觉得挺惬意的。这种乐趣一步一步地变成了一种习惯，后来也不知怎么就变成了一种义务，我马上就感到这是一件伤脑筋的事，特别是因为每次都得听他一段开场白，听他为了表示跟我很熟而叫我卢梭先生；而事实上他对我的了解并不比教他这么做的人更深些。从此以后，我就不怎么愿意打那里经过，最后不自觉地养成了快到那个路口就绕着过去的习惯。
漫步之六这是我在进行思考时才发现的事实，而直到那时为止，这些事情从没有清清楚楚地在我脑子里映现过。这样一个观察结果使我陆陆续续地想起了好些好些类似的事情，它们充分表明，我对我的大多数行为的真正的原始的动机，并不像我原先所想的那么清楚。我知道，我也感到，做好事是人心所能尝到的唯一真正的幸福；然而很久以来，我就被剥夺了得到这种幸福的可能，而像我这样命途多舛的一个人，又怎能指望可以自由地、有效地办一件真正的好事！操纵我的命运的人，他们最关心的事就是让我只能看到一切事物的骗人的假象，所以，任何合乎道德的动机都是他们用来引我堕入他们为我所设的圈套的诱饵。这，我现在是明白了；我懂得，我从此所能做的唯一的一件好事就是无所作为，免得在无意中，在不知不觉中把事情办坏。
然而我从前也曾有过较为幸福的时刻，那时我有时还可以照自己的心愿，使另外一个人心里高兴；我现在可以毫无愧色地为自己作证，那时每当我尝到这种乐趣时，我总觉得这种乐趣比任何其他乐趣都要甘美。这种气质是强烈的、真实的、纯洁的；在我内心深处，从来还没有任何跟它不相符的东西。然而我也时常感到，我自己所做的好事结果招来一系列的义务，变成了一种负担；那时，乐趣就消失了，同样的好意在开始时使我非常高兴，继续下去却成了叫人受不了的伤脑筋的事情。在我短暂的幸运的日子里，很多人有求于我，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没有拒绝过任何一个人的要求。我为他们办的好事都是出于一片真心，然而招来了始料不及的层出不穷的义务，这一桎梏从此就无法摆脱了。在受惠者心目中，我为他们办的好事就好比是第一批付款，以后还得一笔又一笔接着缴纳；而只要哪一位把所受的恩惠当作铁钩钩到我身上，那就算把我从此拽住了，而我自觉自愿地做的第一件好事竟给了他无限的权力，以后一有需要就来要我为他效劳，即使是力所不及也无法推辞。就这样，十分甘美的乐趣就变成了难以忍受的束缚。
当我默默无闻时，我觉得这样的锁链还不太沉重。但一旦我这个人随着我的作品而引人注目时——这无疑是个严重的错误，叫我后来大大地吃了苦头——一切受苦的人或自称是受苦的人、一切寻找冤大头的冒险家、一切硬说我有什么崇高威望而实际上是要控制我的人，就统统找上我了。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有机会认识到，人性中的一切倾向，包括行善的倾向在内，一旦有欠谨慎，不加选择地在社会上应用开了，就会改变性质，开始时有用的也时常会变成有害的。那么多惨痛的经验使我原来的倾向慢慢地改变了，或者说得更正确些，被纳入了应有的限度之内，教会我不要那么盲目地依从我做好事的倾向，它其实只对别人的邪恶有利。
不过，对这些惨痛的经验我也毫无遗憾，因为通过我自己的思考，它们启发我认识了自己，启发我对在各种情况下我所作所为的真正动机的认识——对这些动机，我时常是有着不切实际的想法的。我看到，为了高高兴兴去做一件好事，我必须有行动的自由，不受拘束，而只要一件好事变成了一种义务，那做起来就索然无味了。这时义务这个压力就把最甘美的乐趣化为一种负担；此外，就像我在《爱弥儿》中所说的那样实际上不是在《爱弥儿》中，而是在《忏悔录》第一部第五章中（中译本第235页）。，我认为，如果我在土耳其人中生活的话，当人们被要求按他们的身份地位克尽职责时，我是当不了一个好丈夫的。
这就大大地改变了我长期以来对我自己的美德的看法，因为顺乎自己的天性行事算不了美德，为天性所驱而给自己以做好事的乐趣也算不了美德：美德在于当义务要求时能压抑自己的天性，去做义务要求自己去做的事——这是我不如上流社会人士的地方。我生来敏感、善良、怜悯心强到近于软弱的地步，心灵因一切宽宏大量的行为而感到振奋，只要别人打动我的心，我这人是富有人情味的，乐于行善，乐于助人；如果我是最有势力的人，那么我就会是最好、最仁慈的人；只要我感到自己有能力报仇，心中那报仇的念头也就全消了。我可以毫无难色地牺牲自己的利益而主持公道，但到要牺牲我所爱的人的利益时，我就难下决心了。当我的义务和我的感情发生矛盾时，前者很少能战胜后者，除非是我不采取行动就能履行我的义务；这，我经常是能做到的，但要我违反我的天性行事，那总是不可能的。不管是别人、义务甚至是必然性在指挥我做这做那，只要我的感情未为所动，我也就木然而不会下定决心，我也不会听从指挥。临到我头上的祸事我是看得见的，但是我却不愿动弹一下去防止，宁愿眼睁睁地瞧它到来。有时我开始时也挺起劲，但这股劲儿很快就松了下来，经常是虎头蛇尾。在任何能想到的事上，我要是不能愉快地去做的话，那就马上变得根本不可能去做了。
不仅如此，一件事只要是带强制性的，它尽管符合我的愿望，但也足以使我的愿望消失，使之转化为厌恶之情，并且这种强制只要稍为厉害一些，甚至还会化为强烈的反感；就这样，别人要求我做的好事，我只觉其苦；别人没有要求我做的好事，我就会主动去做。我所乐于做的是纯粹没有功利动机的好事。但当受惠的人以此作为理由，要求我继续施恩，不然就要恨我时，当他强制我永远做他的恩人时，那么，虽然我在开始时以此为乐，这时乐趣也就烟消云散，困恼之情随之而生。如果我让步而照办，那是出于软弱和难为情：这里已没有什么真心诚意；我在内心里非但不为此夸奖自己，反而为违心地去做好事而深自责备。
我知道，在施恩者和受惠者之间是存在着一种契约的，甚至还是一切契约中最神圣的一种。施恩者和受惠者结成了一种社会，当然比一般所说的社会小些；受惠者应该在默默中流露出感激之情，施恩者则只要受惠者没有对他不起，就应该继续好心相待，凡有所求就必有所应。这些条件并没有明文规定，但却是两人之间已建立关系的必然结果。谁要是在别人首次对他有所求时予以拒绝，被拒绝者是无权抱怨的；但谁要是对某人施过恩而下次拒绝，那就是使这个人有权去抱的希望遭到幻灭，使他的期待落空，而这种期待却正是他自己让对方产生的。这样一种拒绝，人们就认为是不公正的，比前一种拒绝难堪得多；然而这样一种拒绝毕竟也是出之我们的内心的、是不愿轻易放弃的独立自主性的一种表现。当我偿还一笔债务时，我是尽我的一项义务；当我赠与礼物时，这是我的一种乐趣。尽义务的乐趣却只是经常按道德行事的人才能产生的乐趣，全凭天性行事的人是达不到这种境界的。
饱尝了这么多惨痛的经验以后，我终于学会了怎样预见我的最初冲动所能产生的后果，我也时常不敢去做我愿做也能做的好事，唯恐冒冒失失地从事以后，日后陷于被动受制的局面。这样的担心却不是一向就有的，恰恰相反，当我年轻的时候，我是非常乐于做好事的；我那时也时常感到，受我恩惠的人对我之所以有感情乃是出于感激之情，而不是出之利害关系。然而当我的苦难开始以后，在这方面，和任何其他方面一样，事情就大不一样了。从那时起，我是在另一代人中间生活，这一代跟我年轻时的那一代全然不同；别人对我的感情起了变化，我对别人的感情也起了变化。我先后在这迥然不同的两代人中见到的同样的一些人，可说是先后被这两代人同化了。譬如夏梅特伯爵夏梅特伯爵即《忏悔录》第五章中（中译本第264页）提到的孔济埃先生。，我当初对他是如此尊敬，他爱我也是如此真诚，可当他一旦成为舒瓦瑟尔舒瓦瑟尔（1719-1785），一七五八年任法国外交大臣，后任陆海军大臣。集团的成员，他就为两个亲戚谋到了主教职位；又譬如巴莱神父巴莱神父，音乐爱好者，见《忏悔录》第五章（中译本第228页）。，原来是受过我的恩惠的，年轻时也是我的好朋友，是个好小伙子，后来由于出卖我而在法国有了地位；又譬如比尼斯神父比尼斯神父，卢梭在法国驻威尼斯大使馆供职时的同事，见《忏悔录》第七章（中译本第366页）。
原是我在威尼斯当秘书时的下手，我的所作所为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他的爱戴和尊敬，后来却因自己的利益而改变腔调和态度，不惜昧了良心，抛弃真理而发了大财。连穆尔杜穆尔杜，卢梭的至交，卢梭离世前两月曾将《忏悔录》手稿托付给他。居然也颠倒黑白。他们跟所有其他的人一样，从原来的真诚坦率变到他们现在这个样子。也正是在这点上，时代不同了，人也跟时代一起变了。唉！在那些人身上，当初使我对他们产生感情的品质，现在却已适得其反，我怎么还能保持对他们的原有的感情呢！我一点也不恨他们，因为我不懂得什么叫恨；但是我无法不蔑视他们（这是他们罪有应得），禁不住要流露出这份蔑视之情。
也许，在不知不觉中，我自己也已经变得太厉害了：处在我这样的境遇中，什么样的本性又能不起变化？积二十年的经验，我深知大自然赋予我心的那些优秀品质，由于我的命运和操纵我命运的那些人，全都变得与己有损与人也有损了，我现在只能把别人要我做的好事看成是他们为我设下的圈套，其中必然隐藏着什么祸害。我知道，不管我做的事情产生怎样的效果，我那一番好心总是徒劳无功的。不错，功总还是有的，不过内心的欣悦之感没有了；而一旦缺乏这种欣悦之感的激励，心中也只剩下冷漠乏味的感觉；同时明明知道我做的事不会真有好处，而只能使自己白白上当受骗，自尊心受到损害，再加上理智的反对，也就只能使我产生厌恶和抗拒的情绪；而假若顺乎我的本性的话，我是会满腔热忱去做的。
逆境有多种多样，有的能使你的心灵高尚并且变得坚强，有的则打击和扼杀你的心灵，我所处的正是后一种。在我心中只要稍为有一点酵母的话，我的逆境就会使它充分膨胀，使我发狂；然而事实上我的逆境却只是使我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我既不能为自己或别人做点什么好事，我也就避免去做任何事情；这种处境既是不由自主的，那也就无可指责了；当我无须内疚而只凭天性驱使时，它也就给我带来了一种温馨的感觉。我无疑是做得过分了一些，因为我放过了一切可以有所作为的机会，甚至是只会做出有益的事的机会。然而我深知别人是不让我按事物的本来面目来看待它们的，我也就避免按别人提供的表面现象来判断它们，而不管别人用什么花招来掩盖他们的行为的动机，我一眼就可以看出这些动机都是用来骗人的。
我的命运仿佛是从童年时代起就为我设下了第一个陷阱，使我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容易落入其他的陷阱。我生来就是一个易于轻信的人，在整整四十年中，一直没有人辜负我对他们的信任。后来却突然被投入另外一种人、另外一种事物的环境中去，我落进了万千圈套而一无所见；二十年的经历才勉强使我看清了自己有的是什么样的命运。一旦确信人们向我所作的装模作样的姿态无非都是谎言和虚伪的时候，我就马上转到另一个极端：人们一旦不依本性办事，那就如脱缰之马，不受约束了。从此，我就对人产生了厌恶之情；他们的阴谋诡计使我避开他们，我也出自内心的意愿，要求离他们更远一些。
不管他们做什么，我对他们的厌恶也永远不会发展成为强烈的反感的。他们为了使我受他们的支配，结果自己反倒受了我的支配；想到这点，我觉得他们委实也够可怜的。我固然不幸，他们同样也是不幸；每当我暗自思量，我总觉得他们值得怜悯。在作出这样的判断时，也许我的骄傲也在起作用；我觉得我比他们高尚，所以才不屑去恨他们。他们至多只能激起我的蔑视，但绝不能激起我的仇恨；此外，我爱己之心甚切，是不会去恨任何人的。恨别人，那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圈子加以压缩，而我要的却是把它扩而至于整个宇宙。
我宁愿躲开他们而不去仇恨他们。一见到他们，我的感官就受到刺激，我的心也因他们残酷无情的目光而感到痛苦；但当他们一走，我的不舒服也就马上消失了。当他们在我跟前时，我也不得不虚与委蛇，但等他们一走，我连想也不去想他们了。当我眼前不见他们的时候，对我来说，他们好像就根本不存在了。
也只是在涉及自己的问题时，我才对他们漠不关心，而在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上，他们依然使我感兴趣，依然能打动我的心，但那时他们就仿佛成了我在舞台上见到的那些角色了。要叫我对与正义有关的问题漠不关心，那就得把我的精神彻底摧毁。非正义和邪恶的场面现在还会使我怒火中烧；没有丝毫做作夸张并且符合道德的行为则总是使我高兴得浑身发颤，甘美的泪珠不由得夺眶而出。然而必须是我亲眼目睹的才行；因为在我自己的事发生以后，除非是我失去了理智，我才会在任何问题上去接受别人的看法，去根据别人的信念来相信什么。
人们对我的品格和本性一无所知，如果对我的外貌也是如此的话，那我就更易于生活在他们之中了。只要我在他们的心目中完完全全是个陌生人，那么跟他们生活在一起甚至还会使我高兴。如果没有强制而只按我的本性行事，如果他们绝不过问我的事，我是还会去爱他们的。我会随时随地以毫无自私之心的善意去对待他们；然而既然我对他们从来没有什么特别的眷恋之情，又不愿受义务的任何束缚，那么他们出于爱面子的心理并按自己的做法，煞费苦心地干出所有的那些事，我也就会主动地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
我这个人天生就该是自由自在、默默无闻、与世隔绝的；如果我一直能这样，我就能一直做好事，因为我心中没有任何害人的激情的根苗。如果我能像上帝那样既不为人所见，又无所不能，我就会跟他一样乐善好施、仁慈善良。力量和自由造就杰出之士，软弱和束缚却只能养成平庸之辈。如果我掌握了吉瑞斯吉瑞斯，古代传说中的牧童，他有一个金魔环，戴上以后就可以隐身。的魔环，它就能使我免于受别人的支配而使别人受我的支配。我时常耽于幻想，想象我在得到这个魔环时将怎样加以利用。只是在幻想中，滥用这个魔环的欲望方始可能实现。假如我有满足自己意愿的自主权力，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又能不受任何人的欺骗，那么我所求的又会是什么呢？只有一件：那就是看到普天下的人都心满意足。只有公众的至上幸福才能随时感动我的心，而投身于这项事业的强烈愿望是我最持久的一种热情。我要是能永远公正而不偏袒，善良而不软弱，我也就能避免对别人产生盲目的不信任和不共戴天的仇恨；这是因为，如果我能看到他人的本来面目，识透他们心底的感情的话，我就可能发现，很少有人能好到我应以全部感情去爱的程度，也很少有人坏到我应去恨的程度，同时当我知道他们想害人却害了自己的时候，他们的坏心眼甚至可能使我怜悯他们。也许，在我心情欢畅的时刻，我有时可能会作出一些创造奇迹的幼稚的举动；然而在创造奇迹时，我完全是没有利己的动机的，完全是听凭我的天性行动的，我可能把某些严重的司法案件秉公处理，从宽发落。作为上帝的使者和他的法律的执行者，我将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创造一些比《圣徒传》和圣美达公墓据说十八世纪狂热的冉森派教徒一站到圣美达公墓中副祭巴里的墓上就会全身抽搐。这个公墓于一七三二年被封闭。的奇迹更明智、也更有用的奇迹。
只有在一件事上，隐身之术可能使我产生一些难以抵抗的邪念；而如果一旦走上这条歧途，那我就不知要滑到什么地方去了。如果我自夸还不至于被这种法术所蛊惑，或者说什么我的理智足以使我迷途知返，那就是对人性和对我自己认识的不足。在其他任何问题上，我是很有自信的，唯独在这个问题上失败了。一个能力超群的人应该能摆脱人的弱点，否则他超于旁人之处事实上只能使他比旁人还不如，比自己在不具备超人力量时还不如。
左思右想，我想还是乘没有干出傻事来之前就把魔环扔掉的好。如果别人一定要把我的形象彻底歪曲，一见我面就要给我不公正的对待，那么，为了免得他们见我的面，我就只好远远地避开他们，而不是跟他们在一起而躲躲藏藏。见了我面就躲开，把阴谋诡计瞒着我，躲避阳光，像鼹鼠那样钻进地缝里去的应该是他们。至于我，让他们看我好了，我正求之不得；然而他们办不到：他们所看见的我永远是他们自己塑造出来的那个让惭趴耍是他们按自己的心愿塑造出来的，好让他们恨之入骨的那个让惭趴恕Ｎ乙是为他们对我的看法而感到痛苦，那就是我的不是了：对他们的看法我不该产生任何兴趣，因为他们所看到的并不是我自己。
从这一切思考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我这个人从来就不适合生活在这个文明社会中，这里到处都是束缚、义务、职责，而我的天性使我不能容忍为了跟别人生活在一起而必须忍受的束缚。只要我能自由行动，我就是好人，做的都是好事；然而一旦我感到受束缚，无论是必然性加之于我的束缚也好，别人加之于我的束缚也好，我就反抗，或者说得更正确些，我就发犟脾气：这时，我就一无是处。当我必须做出违反我自己意志的事来的时候，那就不管怎样，我是绝不会去做的；我甚至也不去照我自己的意志行事，因为我软弱。我避免有所行动，因为我的软弱就表现在行动方面；我的力量属于负数消极方面，我的全部罪过都是由于我没去做该做的事而引起的，很少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事才产生的。我从来就认为人的自由并不在于可以做他想做的事，而在于可以不做他不想做的事；这就是我一向要求也时常保有的那种自由，唯其如此，我在同代人的心目中成了最荒谬绝伦的人。他们忙忙碌碌，东奔西跑，野心勃勃，不愿看到别人享有自由，而只要他们能为所欲为，或者能操纵别人的所作所为，他们连自己有没有自由也不在乎了；他们一生所做的事也是他们自己反感的事，但为了能凌驾于别人之上，他们什么卑鄙的事也都干得出来。因此，他们的过错并不在于把我当作无用的成员而把我排斥于社会之外，而在于把我当作有害的成员而摈弃于社会之外；我承认，我做过的好事很少，但是做坏事，我一生中还从没有过这样的意愿，同时我还怀疑世上是否还有人干的坏事会比我还要少些。漫步遐想录漫步之七
对长期遐想的回顾还刚开始，我就感到它已经临近尾声了。另外一种消遣正在接替它，吸引我的全部精力，甚至占去我进行遐想的时间。我以近乎狂热的兴致从事这种消遣，每当我思念及此的时候，都不免哑然失笑；然而我的兴致并未稍减，因为在我所处的景况中，除了无拘无束地听从我的天性行事以外，再也没有其他可以遵循的行动准则。对我自己的命运，我是无可奈何，只能顺从我无邪的天性；别人对我的毁誉，我一概置之度外，最明智的办法莫过于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无论在公共场合或只身独处时，做我乐于去做的事，全凭我的幻想去摆布，仅仅受我尚存的一点微薄的力量的限制。我这就以干草作为唯一的食粮，以植物学作为唯一的消遣了。我在已进入老年时，在瑞士从狄维尔诺瓦博士那里学到了一点植物学的皮毛，后来在飘泊期间，采集了不少标本，对植物界积累了过得去的知识。现在我已年过六旬，又住在巴黎，要大规模地采集标本，体力已经不支，而且我正为了无需从事其他工作而忙于抄写乐谱，采集标本这种消遣也已没有必要，早就放弃了；我把采集到的标本都卖掉了，图书也已全部脱手，仅在散步之际以不时观察巴黎近郊常见的植物为满足。
在这期间，我所掌握的那点知识几乎全都从脑海里消失了，比记住这些知识要快得多。
现在我已六十有五，原有的一点记忆力和跋山涉水的气力都已荡然无存，既无向导也无图书，既无花园也无标本集，而我却忽然重新产生了这种狂热，比第一次时还要强烈；我立下雄心壮志，要把穆雷的《植物界》穆雷是瑞典博物学家，是林内的着作《自然分类法》一书的出版人，并为该书用拉丁文写了以《植物界》为题的引言。从头背到底，要把世上所有的植物统统认全。植物学图书已没有条件再买，我就把借来的书抄将起来，同时决心采集比上次还要丰富的标本，要把大海和阿尔卑斯山之间所有的植物，印度所有的树木都采集到手，先从不费钱的海丝、细叶芹、琉璃苣、千里光开始；每次碰上一种从没见过的草，我都不免兴高采烈地发出一声赞叹："又多了一样植物！"
我不想为我这种异想天开辩解，反正我觉得这合情合理，因为我深信，处于我这样的境遇，从事我感到乐在其中的消遣确系大大的明智之举，甚至是种大大的美德：这是不让任何报复或仇恨的种子在我心中萌发的一种办法；而像我这样的苦命，要对任何消遣产生爱好，确实需要心中没有半点怒气才行。这也是我向迫害我的人进行报复的一种办法：我唯有不顾他们的迫害而自得其乐，才能给他们最严厉的惩罚。
毫无疑问，理性容许我，甚至要求我顺乎那吸引着我、且任何事物也无法阻止我遵从的习性办事；然而理性并没有告诉我这个习性为什么会吸引我，也没有告诉我从这种无利可图、也不会有什么进展的学习中能得到什么乐趣，特别是我现在年事已高，说话也已颠三倒四，身体衰弱，行动迟钝，头脑既不灵活，记忆也已衰退，却还要来搞这年轻人的营生、小学生的课业。我倒真想知道这种怪事从何而来。我想，要是把这一点搞清了，它将启发我加深对自己的认识。我在有生之年所要致力的正是这种对自己的认识。
我也曾经进行思考，有时相当深入，但很少感到乐趣，几乎总是出于无奈，迫不得已：遐想使我的疲劳得以消除，使我得到消遣，而思考则使我精疲力竭，愁肠百结；对我来说，思考总是件毫无魅力可言的苦差使。有时，我的遐想最终转为默想，但更多的时候则是默想转为遐想；在这样的神游之中，我的心乘想象之翼在宇宙间徜徉翱翔，欣喜若狂，其乐无穷。
当我能尝到这种纯真的乐趣时，我总觉得其他任何工作都是索然乏味。但当我一旦被莫名其妙的冲动所驱使而投身于文学事业时，我马上就感到冥思苦想的劳累，感到那不幸的名声的可厌，同时也感到那甜蜜的遐想竟也变得一无生气，冷漠乏味了；不久我就被迫去维持我那倒霉的地位，结果五十年间曾替代了名缰利锁，使我仅费一点时间就能在闲暇之中成为世间最幸福的人的那种心旷神怡的境界，就很少能重新尝到了。
我在遐想时甚至担心，我的想象力是否会在厄运的威慑之下去想这方面的事，担心那萦绕心头的痛苦之情会把我的心揪得越来越紧，终将把我彻底压垮。在这种情况下，我那促使我驱避任何愁思的本能终于强使我的想象力停止活动，把我的注意力集中在身边的事物之上，使我第一次观察自然景色的局部，而在这以前，我只是大致注视过它的整体。
大树、灌木、花草是大地的饰物和衣装。再也没有比只有石子、烂泥、沙土的光秃秃的田野更悲惨凄凉的了。而当大地在大自然的吹拂下获得勃勃生机，在潺潺流水和悦耳的鸟鸣声中蒙上了新娘的披纱，它就通过动物、植物、矿物三界的和谐，向人们呈现出一派充满生机、兴趣盎然、魅力无比的景象——这是我们的眼睛百看不厌、我们的心百思不厌的唯一的景象。
沉思者的心灵越是敏感，他就越加投身于这一和谐在他心头激起的心旷神怡的境界之中。甘美深沉的遐想吸引了他的感官，他陶醉于广漠的天地之间，感到自己已同天地融为一体。这时，他对所有具体的事物也就视而不见。要使他能对他努力拥抱的天地的细节进行观察，那就得有某种特定的条件来限制他的思想，控制他的想象。
当我的心受到痛苦的压抑，集中全部思绪来保持那随时都会在日益加深的沮丧中挥发熄灭掉的一点余热时，自然就会产生这一状况。这时我就无精打采地在树林和山岭之间徘徊，不敢动脑思想，唯恐勾起我的愁绪。我既不愿把我的想象力使在痛苦的所见之物指一路所见的景物也许能勾起他的愁绪。上，就只好让我的感官沉湎于周围事物的轻快甘美的印象之中。我左顾右盼，周围的事物是那么多种多样，难免总有一些会吸引我的目光，使我久久凝视。
我对这种观赏产生了兴趣；在厄运之中，这种观赏使我的精神得到歇息、得到消遣，使我把痛苦一时忘怀。所见之物的性质大大有助于这种消遣，使它更加迷人。芬芳的气味、绚丽的色彩、最优美的形态仿佛各不相让，争相吸引我的注意。你只要对此感到有乐趣，就能产生甜蜜的感觉；如果说并非所有的人面对这种景象都能达到那种境界，那是因为有的人缺少天然的敏感，而另外大多数人则是因为心有旁骛，对投进他们感官的事物只是蜻蜓点水似的看上一眼之故。
还有一件事使趣味高尚的人对植物不加注意：那就是有人把植物仅看成是药物的来源这样一种习惯。提奥夫拉斯特提奥夫拉斯特，公元前三世纪希腊哲学家，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学生，着有《植物研究》等书。就不是这样，这位哲学家可说是古代唯一的一位植物学家，因此，他几乎不为我们所知；而由于一位名叫狄奥斯克里德狄奥斯克里德，公元前一世纪希腊人，着有《论药物》，此书为希腊人、拉丁人和阿拉伯人广泛引用。的伟大的药方收集家，由于他的着作的注释者们，医学就霸占了整个植物领域，植物也就都成了药草，结果使得人们在植物身上所见到的都是它们身上根本见不到的东西——这就是说，他们所见到的仅仅是张三李四任意赋予它们的所谓药性。他们就不能设想，植物的组织本身就有值得我们注意的地方；那些一辈子摆弄研钵的人瞧不起植物学，说什么研究植物而不研究植物的功用就一无用处，也就是说，如果你不放弃对自然的观察，不一心一意去接受人们的权威教导，那就一无用处。其实，大自然是从不我欺的，也从没有讲过那样的话，而人却是爱撒谎的，他们硬要我们去信他们的话——这些话又时常是从别人那里搬来的。你要是在被鲜花装饰得五彩缤纷的草地上停下来把各种花一一观察一番，你身旁的人就会把你当成江湖郎中，问你讨药草治孩子的瘙痒、成人的疥疮、骡马的鼻疽。
这种可恶的偏见在别的国家，特别是在英国，已部分消除了。这应该归功于林内，他把植物学从各派药物学中解救出来，让它重新回到博物之中，回到经济效用之中。而在法国，植物学的研究在上流社会人士中还如此有欠深入，人们依然如此无知，以致有位巴黎的才子，当他在伦敦一个观赏植物园中看到那么多奇花异卉时，居然大声赞道："多美的药草园哪！"如此说来，最早的药草师该是亚当了。因为，我们很难设想还有哪个园子比伊甸园《圣经》中上帝安排给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居住的园子。园内果木繁茂，景色优美。的各类植物更齐备的了。
这种把什么植物都看成是药草的观点显然不会使植物学的研究饶有兴趣；然而这种观点却使花草的绚丽色彩变得暗淡无光，使树林的清新气氛变得枯燥乏味，使绿色的田野和浓密的林阴变得情趣全无，令人生厌。所有这些美妙动人的形象，那些只知道用研钵舂捣的人是不会感兴趣的，而人们也就不会在调制灌肠剂的花草中去搜寻为牧羊女编织花冠的材料了。
这一套药物学却不能玷污田野在我心中留下的形象；什么汤剂，什么膏药，都跟我这些形象相去十万八千里。当我过细地观察田野、果园、林中的花木时，我倒时常想，植物界是大自然赐给人类和动物的食物仓库。但我从没有想到要在这里去找什么药物。在大自然这些多种多样的产物中，我看不出有什么东西表明它们有这样的用途；如果大自然规定了它们有这样的用途的话，它就会像告诉我们怎样去挑选可食用的植物一样，告诉我们怎样去挑选可供药用的植物。我甚至感到，当我在林中漫步时，如果想到什么炎症，什么结石，什么痛风，什么癫痫，那么我的乐趣就会遭到这些疾病的败坏。再说，我也并不否认人们赋予植物的那些奇效；我只是说，如果这些奇效果然如此，那么让病人久病不愈，岂不就纯粹是恶作剧了？在人们所患的种种疾病中，哪一种不是有二十来种药草可以彻底根治的呢？
把什么都跟物质利益联系起来，到处都寻求好处或药物，而在身体健康时对大自然就无动于衷，这种思想从来就和我格格不入。我觉得我在这一点上与众不同：凡是跟我的需要有关的东西都能勾起我的愁肠，败坏我的思绪；我从来都只在把肉体的利益抛到九霄云外时才能体会到思维之乐的真正魅力。所以，即使我相信医学，即使药物可爱，如果要我去搞，我也绝不会得到纯粹的、摆脱功利的沉思所能提供的乐趣；只要我感到我的心受到我的躯壳的束缚，它就不会激昂起来，就不会翱翔于天地之间。此外，我虽从没有对医药有多大的信赖，但对我所尊敬、我所爱戴，把我的躯壳交给他们全权支配的医生却是有过充分的信任的。十五年的经验使我吃一堑长一智；现在我仅仅听从大自然法则的支配，结果却恢复了健康。即使医生们对我没有什么别的可抱怨之处，单凭这一点，他们对我的仇恨，又有谁会感到奇怪呢？他们医术虚妄，治疗无效，我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明证。
不，任何与个人有关的事，任何与我肉体的利害有关的事，都不会在我心中占据真正的地位。只有当我处于忘我的境界时，我的沉思、我的遐想才最为甜美。当我跟天地万物融为一体，当我跟整个自然打成一片时，我感到心醉神迷，欣喜若狂，非言语所能形容。当人们还是我的兄弟时，我也曾有过种种关于人间幸福的盘算；由于这些盘算牵涉到一切因素，我只能在大家都幸福时才感到幸福，而直到我看到我的兄弟们一心在我的痛苦中寻求他们的幸福之前，我从没有起过要什么个人幸福的念头。那时，为了不去恨他们，我就只好躲开他们；我逃到所有的人的共同的母亲身边，躲在她的怀抱中避免她的孩子们的袭击；就这样我就变得离群索居，或者像他们所说的那样，变得不齿于人类，变得愤世嫉俗；我觉得最孤寂的离群索居也比和那些心地邪恶的人交往强些，这些人全都是靠叛卖和仇恨过日子的。
我被迫不动脑子思想，唯恐不由自主地想到我的不幸；我被迫抑制我那残存的乐观的然而已经衰退的想象力，因为这么多揪心的事终将把它惊退；我被迫把那些对我备加凌辱的人忘怀，唯恐愤怒之情激起我对他们的愤恨。然而我却不能一心一意只去想自己的事情，因为我那外向的心灵总是爱把自己的情感推而及于他人；同时我也不能再像过去那样莽莽撞撞地投进这广阔无垠的大自然的海洋中，因为我的各种智能已经衰退松弛，再也找不到相当明确、固定而又力所能及的事物可以用作运用的对象，同时我也感到已经没有足够的精力在我从前为之欣喜若狂的混沌世界中纵横驰骋了。我已经差不多没有思想，只有感觉，而且我那智力活动的范围也已超不出我身边的事物了。
我逃避世人，寻求孤寂，不再从事想象，更少去进行思维，然而我却天生具有一种活跃的气质，不能无所事事，因此开始对周围的一切事物产生了兴趣，并由一种十分自然的本能，更加偏爱最能给人以快意的事物。矿物界本身并没有什么可爱而又吸引人的东西；它的宝藏深埋于大地的胸怀之中，仿佛是要躲避人们的耳目，免得引起他们的贪婪之心。它们是一种储备，当人心越来越败坏，对比较容易到手的真正的财富失去兴趣时，它们可以作为一种补充。那时，他们就不得不借助于技艺、劳动和辛劳来摆脱他们的贫困；他们挖掘大地的深处，冒着牺牲健康和生命的危险，到它的中心去探寻虚幻的财富，却把当他们懂得享受时大地向他们提供的真正财富撇在一边；他们避开他们已不配正视的阳光和白昼，把自己活活深埋在地下；因为他们已不配在阳光下生活。在地下，矿坑、深井、熔炉、锻炉、铁砧、铁锤、烟雾、火焰代替了田间劳作的甘美形象。在矿井有毒气体中受尽熬煎的可怜的人们、浑身漆黑的熔铁匠、从事可怕的笨重劳动的苦力、他们瘦削苍白的脸——这就是采矿设备在地底造成的景象，它替代了地面上青翠的田野、盛开的鲜花、蔚蓝的天空、相恋的牧羊人和牧羊女、健壮有力的劳动人民。
出去找点沙子和石头，装满衣兜和工作室，从而摆出一副博物学家的派头，这是容易的；然而那些一心一意热衷于这种收藏的人，通常都是些无知的阔老，他们所追求的无非是摆摆门面的乐趣而已。要从矿物的研究中得益，那就必须当化学家和物理学家；那就必须进行一些费力费钱的实验，在实验室里工作，时常冒着生命危险，而且经常是在有损健康的条件下，在煤炭、坩埚、炉子、曲颈瓶间，在令人窒息的烟雾和蒸汽中耗费很多金钱、很多时间。从这凄惨而累人的劳作中所得的经常是虚妄的骄傲多于真正的知识；又有哪个最平庸的化学家不是纯粹出于偶然而发现一点他那一行的微不足道的门道，就自以为窥透了大自然的全部奥秘呢？
动物界比较容易为我们所掌握，显然也更值得我们研究；然而这种研究毕竟也有着许多困难、麻烦、可憎之处和费劲的地方。特别是对一个孤独的人来说，无论是在消遣或工作之中，他都不可能指望得到任何人的援助，怎么能观察、解剖、研究、认识空中的鸟儿、水中的鱼类，以及那比风更轻快、比人更强大的走兽？它们既不愿送上我的门来让我研究，我也没有力量去追上它们，让它们乖乖就范。这样，我也只能搞点蜗牛、虫子、苍蝇的研究；我这一辈子就只好气喘吁吁地去追逐蝴蝶，去把昆虫钉在标本盒里，去把碰巧逮着的老鼠、碰巧捡到的死动物解剖解剖了。要是没有解剖学的知识，对动物的研究也就等于零；正是通过解剖学，我们才学会把动物进行分类，确定它们的类属。要通过动物的习性对它们进行研究，那就得有大鸟笼、鱼池、动物园，那就得想方设法强制它们聚在我的身边，我却既没有兴趣，也没有办法把它们囚禁起来，而当它们自由自在时，我的身子又没有那么灵巧，能跟在它们后面奔跑。这样一来，我就只好等到它们死了以后再进行研究，把它们撕裂肢解，不慌不忙地在它们还在抽动的脏腑中去探索了！解剖室是何等可怕的地方！那里净是发臭的尸体、鲜血淋漓的肉，腥污的血、令人恶心的肠子、吓人的骨骼，还有那臭不可闻的水汽！说实话，让·雅克是决不会上那儿去找什么消遣的。
烂漫的鲜花、五彩缤纷的草地、清凉的树阴、潺潺的溪水、幽静的树丛、青翠的草木，请你们来把被那些可憎的东西玷污了的我的想象力净化净化吧！我的心灵对那些重大问题已经死寂了，现在只能被感官还可感受的事物所感动；我现在只有感觉了，痛苦和乐趣也只有通过感觉才能及之于我。我被身边令人愉快的事物所吸引，对它们进行观察、思考、比较，终于学会了怎样把它们分类，就这样，我突然也成了一个植物学家，成了一个只是为了不断取得热爱自然的新的理由而研究大自然的这么一个植物学家。
我根本不想学什么东西：这为时已经太晚了。再说，我也从没有见过学问多了会对生活中的幸福有利的；我但求得到甘美简单的消遣，可以不费力地享受，可以排遣我的愁绪。我既不需什么花销，也不费什么气力，就可漫不经心地散步于花草之间，对它们进行考察，把它们的特性加以比较，发现它们之间的关系和差异，总之是观察植物的组织，以便领会这些有生命的机械的进程和活动，以便有时成功地探索出它们的普遍规律以及它们各种结构形成的原理和目的，同时也可怀着感激之情，叹赏使我得以享受这一切的那只巨掌。
跟天空的群星一样，植物仿佛被广泛播种在地面上，为的是通过乐趣和好奇这两种引力，吸引人们去研究自然。星体离我们太远，我们必须有初步的知识，有仪器，有机械，有长而又长的梯子才能够得着它们，才能使它们进入我们的掌握之中。植物却极其自然地就在我们的掌握之内。它们可说是就长在我们脚下，长在我们手中；它们的主要部分由于形体过小而有时为我们的肉眼所不见，然而所需的仪器在使用时却比天文仪器简单得多。植物学适合一个无所事事而又疏懒成性的孤独的人去研究：要观察植物，一根针和一个放大镜就是他所需的全部工具。他自由自在地漫步于花草之间；饶有兴趣、怀着好奇之心去观察每一朵花，而一旦开始掌握它们的结构的规律，他在观察时就能尝到不费劲就可到手的乐趣，而这种乐趣跟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才取得的同样强烈。这种悠闲的工作有着一种人们只在摆脱一切激情、心平气和时才能感到的魅力，然而只要有了这种魅力，我们的生活就能变得幸福和甜蜜；不过，一旦我们为了要担任某一职务或写什么着作而掺进了利害或虚荣的动机，一旦我们只为教别人而学习，为了要当着作家或教员而采集标本，那么这种温馨的魅力马上就化为乌有，我们就只把植物看成是我们激情的工具，在研究中就得不到任何真正的乐趣，就不再是求知而是卖弄自己的知识，就会把树林看成是上流社会的舞台，一心只想博得人们的青睐；要不然就是一种局限在研究室或小园子里的植物学，却不去观察大自然中的树木花草，一心只搞什么体系和方法，而这些都是永远争吵不清的问题，既不会使我们多发现一种植物，也不会使我们对博物学和植物界增长什么知识。正是在这方面，竞相追求名声的欲望在植物学的着作者中激起了仇恨和妒忌，跟其他各界的科学家如出一辙，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把这项愉快的研究加以歪曲，把它搬到城市和学院中去进行，这就跟栽在观赏园中的外国植物一样，总不免要蜕化变质。
一种完全不同的心情却使我把这项研究看成是种嗜好，来填补我已不再存在的种种嗜好所留下的空白。我翻山越岭，深入幽谷树林之中，尽可能不去回忆众人，尽可能躲避坏心肠的人对我的伤害。我似乎觉得，在森林的浓阴之下，我就被别人遗忘了，就自由了，就可以太平无事，好像已没什么敌人了；我又似乎觉得，林中的叶丛使我不去想他们对我的伤害，多半也该能使我免于他们的伤害；我也傻里傻气地设想，只要我不去想起他们，他们也就不会想起我了。我从这个幻想中尝到了如此甜蜜的滋味，如果我的处境、我那软弱的性格和我生活的需求许可我这样做的话，我是会全身心地沉溺在这一幻想之中的。我的生活越是孤寂，我就越需要有点什么东西来填补空虚，而我的想象力和我的记忆力不愿去设想、不愿去追忆的东西，就被不受人力强制的大自然，那到处都投入我视线中的自发的产物所替代。到荒无人烟的所在去搜索新的植物，这种乐趣能和摆脱迫害我的人的那种乐趣相交织；到了见不到人迹之处，我就可以更自由自在地呼吸，仿佛是进入了他们的仇恨鞭长莫及的一个掩蔽之所。
有一次的采集是我这一生永远也忘不了的，那是在法官克莱克的产业罗贝拉田庄在讷沙泰尔邦的特拉维尔山谷中的莫蒂埃村附近。那里。那一天，我只身一人深入山间的幽谷，我从一个树林走进另一个树林，跨过一块岩石又一块岩石，最后到了一个如此隐蔽的所在，我一生中从没见过比这更荒凉的景色。那里长着一片黑松和山毛榉，很多树木由于年代久远而倒下，纵横交错地堆积在地面，形成一道道无法逾越的路障；这黑压压的一片也还留下少数空隙，那都是些悬崖峭壁，我是只有趴在地上才敢正眼往下看上一眼的。、猫头鹰、白尾鹫不时从山洞里传来几声尖叫；幸而还有几只比较常见的小鸟使这寂静中的恐怖气氛得以稍减。正是在那里，我发现了带锯齿根的七叶石芥花、仙客来、鸟窠花、拉泽花学名laserpitium,在瑞士，俗名为laser,中国不产，故按音译。，还有另外一些花草，使我很久很久为之欣喜若狂；而周围的景物在我身上产生了如此强烈的印象，我竟不知不觉地忘了植物学和花草，在如茵的石松和苔藓上坐了下来，纵情遐想起来了；我想这是宇宙天地间无人知晓的一个隐遁之所，我的迫害者是不会把我发现的。一种骄傲之感油然而生，渗进了我的遐想。我把自己比作是发现了什么荒岛的游历家，洋洋自得地思忖：我无疑是天下深入此境的第一人了。我几乎把自己看成是另一个哥伦布。正当我美滋滋地想到这里时，忽然听见离我不远的地方发出喀哒喀哒的声音；我想我该没有听错；我再仔细谛听：又听到这样的声音，而且反复不已。这真是出乎我意料之外，我站起身来，透过茂密的荆棘，向声音传来的方向看去，就在离刚才我还自以为是旷古以来第一个来客的地方二十步远的峡谷里，发现有一座织袜厂。
慧田哲学：交流思想、对话现象、思考现相、看清真相；
当时我对这样一个发现感到的错综矛盾的激动心情，真是难以言语形容。我的第一个反应是高兴，为在刚才自以为是孑然一身的地方重见人迹而高兴；但是这个反应却消失得比闪电还快，马上就让位于难以摆脱的痛苦之感，原来即使是在阿尔卑斯山的洞穴里，我也难逃一心一意要折磨我的人的魔掌。我当时深信，在这厂子里，没有参加过以蒙莫朗牧师一七六二年七月，卢梭逃亡至莫蒂埃村。一七六五年九月，住宅被砸，再度出走。卢梭怀疑是当地牧师蒙莫朗在幕后煽动的。为首的阴谋的人，恐怕连两个也数不出来。我赶紧把这阴郁的念头驱走，不免为我幼稚的虚荣心以及遭到的惩罚的那种滑稽可笑的方式暗自好笑。
不过，说真的，谁又能料到在一个绝壁之下会发现什么工厂！世上只有在瑞士这个地方，才能看到粗犷的自然和人们的技艺这两方面的结合。整个瑞士也可说是一座大城市，街道比圣安东尼街在巴黎第四区，自圣保罗教堂直通巴士底广场。还宽还长，两旁长着森林，耸立着山岭，房屋零星散布，相互之间都有英国式的庭园相沟通。讲到这里，我又想起前些日子迪·佩鲁、德谢尼、皮里上校、克莱克法官跟我一起进行的一次标本采集。那是在夏斯隆山，站在那山顶上可以看到七个湖。卢梭记忆有误。能看到七个湖的山不是夏斯隆山（leChasseron），而是夏斯拉尔山（leChasseral）。两山都是在讷沙泰尔邦。关于此行，德谢尼在他的《杂记》（1811）中有所记载。有人对我们说，那山上只有一所房子，要是他们不告诉我们说房主是个书商，而且在瑞士买卖亨通的话，我们是绝不会猜出他是何许人的这里所说的书商并不住在山上，这又是卢梭记忆有误的一例我觉得像这一类的事，比游历家的一切记载都更能帮助我们取得对瑞士的正确的认识。
另外还有一件差不多同样性质的事，也有助于加深我们对和我们很不一样的人的认识。当我住在格勒诺布尔时时在一七六八年七至八月。，我时常跟当地一位律师波维埃先生到城外采集植物标本，倒不是因为他喜欢植物学，也不是因为他精于此道，而只是因为他自告奋勇跟随在我的左右，只要有可能，就和我寸步不离。有一天，我们沿着伊泽尔河，在一块长满刺柳的地方散步。我看到这些矮树上的果子有些已经成熟，出于好奇，摘一些放到嘴里尝尝，觉得味道极佳，略微带酸，就吃将起来解渴；波维埃先生站在我身旁，既不学我的样，又一言不发。他有一个朋友突然来临，见我嚼这些果子，就对我说："哎！先生，您这是在干什么呢？您不知道这果子有毒吗？""这果子有毒！"我吃惊地高叫。"当然了，谁都知道这东西有毒，本地人谁也不会尝一尝的。"我瞧着波维埃先生说："那您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呢？""啊，先生！"他恭恭敬敬地答道，"我可不敢这等冒昧。"对多菲内省人的这种谦卑，我不禁笑了起来，可是还继续吃我的果子。我一向相信，现在依然相信，任何可口的天然产物都不会有碍身体，只要别吃得太多就是了。然而我现在还得承认，自那天后我还是多少加以注意；除了心里有点嘀咕外，后来倒还平安无事；我晚饭吃得很香，觉也比平常睡得更熟，虽然头天吃了十五六颗沙棘，第二天起来时却安然无恙。第二天，格勒诺布尔城里所有的人都对我说，这种果子稍为吃一点就会置人于死命。我觉得这件事是如此可笑，每当我想起来时，总不免对波维埃律师先生这种古怪的谨慎哑然失笑。
那些采集标本之行、植物所在地给我留下的各种印象、这些地方使我产生的想法、采集过程中穿插的那些趣事，所有这一切给我留下的印象，每当我看到在当地采到的标本时，都重新浮上我的脑际。这些美丽的景色、这些森林、湖泊、树丛、岩石、山岭，它们的景象一直都在激动着我的心，然而我却再也看不到了；不过我现在虽不能再回到这些可爱的地方去，但只要把标本册打开，它就会把我领回那里。我在那里收集到的标本足以使我回顾那美妙的景象。这标本册就是我的采集日记，它使我以新的喜悦重温往日的采集生活，也跟光学仪器一样把当年的景象再次呈现在我的眼前。
正是这些附带的想法所构成的链子使我对植物学产生依恋之情。它把使植物学显得更加可爱的一切思想都串联起来，唤起我的想象：草地、河流、树林，荒凉，特别是寂静，还有在这一切之中感到的安宁，都通过这条链子不断地勾起我的回忆。它使我忘掉了人们对我的迫害，忘掉了他们的仇恨、他们的蔑视、他们的污辱，以及他们用来报答我对他们的诚挚温馨的感情的一切祸害。它把我带到安安静静的住处，带到从前跟我生活在一起的淳朴和善的人们之中。它使我回忆起我的童年，回忆起我那些无邪的乐趣，使我重新去回味它，也时常使我在世人从未遭到的悲惨的命运中尝到幸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