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鼠刀

记得小时候读袁子才的《汉高祖论》，有“不轻用其锋”的一句话，（大意是如此。）多少年来许多读过的书连内容都有些说不清，然而这篇文字的主旨却还能从这四个字上联想起来。那意思很明显，“锋”是预备好了，却不可乱用；用过则折，折便失却锋之力。因此，谁也不会对这缺折了锐锋的利器有所恐怖。话机中自然有一点“权谋”，大约驭人之术也藏于其中吧。

昨天翻检《东坡全集》，为找一点材料，忽然看到这多才多能的文人的一篇《却鼠刀铭》。读过后，很以为有意思，比起《毛颖传》等只以俏皮见长的幽默文是另有一种境界。

节录不宜，只有分段全抄。像这样小文字在“如海”的苏东坡的文集中不甚引人注意。且不管他的主旨是在讽刺还在谴责，他的态度是严重，还是幽默，读过后，总会使你想象到那有连环文的野人之刀的锋芒。刀一入门，狡鼠无迹；锋没试用，它的威力比起能使鼠辈碎首屠肠的猫子都厉害得多，那无怪痛恨群鼠的“谪居人”沾沾自喜，言之有味了。

似乎鼠类在中国文人的观念中绝无好感，从《

据注疏家将《硕鼠》之“硕”作大字讲，又一说是硕鼠即《

郭璞注《

因为这类贪猥无已的田鼠把辛苦经营的禾稼吃得太多了，诗人只好讲求“避地主义”，向“爱得我所”的地方逃跑。这比起“苛政猛于虎”来也不相上下。剥削，贪狠，烦扰不胜，力不能抗，结果只好往逃避上着想。固然是诗人的怯懦，然亦足见诗人对于鼠类的反感是如何的深切了。

再其次是“鼠思泣血”，“癙忧以痒”，据说鼠与癙意通用，作为心忧惫之病解，《淮南子·说山训》中“狸头已癙”，癙作病解。俞樾的《诗名物证》，亦如此解释。

以癙作病讲，所以这一篇诗的下文有“父母生我，胡俾我愈”的忧伤悲痛的思想。但从利害上看，不要说鼠子最容易作病菌的传播，即是无科学知识的古人，从行为与态度上早已把这类生物比作幽忧，疾病，古诗中如此，后来的诗人一提到它只有憎嫌而无好感，不像阿猫，阿狗，灯蛾，飞雀，甚至蝙蝠，蜘蛛，尚可在诗人的笔下留一点情分。据说温柔敦厚之教原是诗人的本分，何以他们看鼠子连讨人厌的苍蝇还不如呢？

岂止是诗人，据习俗与传说上，我们知道无论什么人总不会对于这种动物有何同情与些些的温感罢。

文语中的“鼠窃”，小说中的“鼠辈”，尽力形容，没曾把它们比作光明正大的人物。虽然，《

从苏东坡这篇文字上看，不信任能捉鼠的猫，却崇奉着“匣而不用”的刀！从空想中觉得刀有魔力，刀有神通，既无爪牙。更不用它的利锋。神物一出，所有为恶多端的鼠子便逃得无踪无形。

虽说是文人的无可奈何之思，然而夸大的诅咒与无力量的希求终归是弱者的表现吧？

如果那把宝刀真要轻用其锋，实行碎首，屠肠，与鼠辈相见于战场，效果如何当可想见。对“拳腰弭耳”的武士轻视，到头来却难免折了锋芒把刀的神威露了底子，反而成为歌颂者失望的悲叹了。

文人的口头报复任管是诛，是伐，是义正，词严；——向空中楼阁去催开意象中的花朵，其实那些花朵很容易坠落下来。“聊以快意”是文人的传统的思想，而且也是他们的空虚的权威。自然不能说毫无效果，然而刀虽是宝，实际上鼠仍横行，大有“……我自为之，不能著物的刀锋于我何干”之概！

于是千古一例的手无寸铁的文人们，只好从文字的变化上泄气，然而这也并非容易的事，例禁恒多，“腹诽，口语”，都犯忌讳，何况要比物兴感，用笔为锋！就是东坡的一生潦倒，文字的风头也给他不少的打击。所以虽在劝人的函札中还有“忧患虽已过，更宜慎口以安晚节”，（《与李方叔书》）的惴惴话，以及“好诗冲口谁能择，俗子疑人未遣闻”（《重寄一首》）的左右为难的悒郁心情。他一生的旷达萧散，也正是他的“忧谗畏讥”的另一面吧？无可如何中借文字的自由使情感上痛快一下，我们读过《却鼠刀铭》，虽然叹息文人的技俩终属文人，而一段深感却不能不与之共鸣。

由东坡的书信记序中可以窥见这位好多言又忐忑不安的诗人的心理。

由这几段择录的文字上看，他不但惴惴于宦途的忧畏，连语言的不慎也感到招惹是非。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冲突又是千古一例。那么，他有许多憎恨的事不能直说，委曲而言，又不爽快，便借物抒感，《却鼠刀铭》是一个最好的证明。

除却东坡的个人恶鼠，从别种诗文集中，我们也可得到类此的例句。说是诗人善于比物，善于讽刺，固然不错，其实不敢直说，不能直说的言论不自由的苦衷可也在这类文章上浮现着。

苏氏这篇文与袁子才的“不轻用其锋”的话似乎相去很远，但仔细想想何尝没有一点想象上的连锁。刀虽磨快，只是摆摆架子，用不到它去上战场，不用之用，便能奏“治平”之效，使作恶多端的人望影而逃。到头还是用不到它去效力。这与不轻用其锋的道理是一，是二？自然，实用起来准是不如摇须走雾的狸猫可以立见功劳。……由此，使深心的读者觉到文人无一点实力，只能在想象上求慰安，只能文字上摆阵势；虽然有时也可用“一支毛锥胜过十万毛瑟”的大话“聊以自娱”，但文人笔下的勇敢却含有他的永恒的悲哀。

不过我对于这种文字也有同情的赞美，由于真感的夸大，与近乎虚妄的乞求，即使是过分；即使在事实上是无效果，然而作者的态度还正经，他的爱与憎都有火热的真情。不模棱，不隔岸观火，不轻薄，也不是敷衍，就在读者能直接感到他的内在深藏的悲哀这一点上，他的文字便有一点功效，虽然是不免于浮夸。

“没有恶我们能有善的观念么？没有恨能有爱么？没有丑能有美么？我们应该感谢罪恶和悲愁，有了它们地球才是可以居住的，生命才有活的价值的。”（法朗士语从顾译）极度的憎恨正是热诚喷发的源泉。因憎恨之至，不得已在文字上获得痛快的慰安，夸大与不切事实又何妨呢。文学作品自有其“假象”在。原不是一定的尺寸去做一个适合的匣子把作品装得下的。

即有刀不能却鼠，而它的空想中的利锋却也永远不曾在有真诚的爱与憎的人心中缺折，生锈。理想中的正义无论在何种时代还是一样的光明闪耀。口诛，笔伐，自然不关痛痒，而贪猥无已的鼠类也许有点自警吧？其重要的功效是在得到多数读者的同情。

不过东坡也何尝不致慨于徒自快意的无可奈何的心境？“吾苟有之，不言而喻”，正是“手无斧柯，奈龟山何？”古老诗人的矛盾心理与其感伤，自己说得这样的清晰，这又何待我们的解释与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