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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檄简质昌大，庙胜已卜于此，固不待擒士诚而后为烈也。檄中所指官以贿成，罪以情免，台谏举亲而劾仇，有司差贫而优富，此元之末造启圣之资也。《诗》称：“殷鉴又安。”得吾辈不蹶，然有省于斯。初至正庚寅，问参议贾鲁，以当承平之时，无所垂名，欲立事功于世。首劝脱脱开河恳田，所费不訾；又劝造至正交钞，物货腾滞；又劝求禹故道，使黄河北行，起集丁夫二十六万，河夫多怨。浏阳有彭和尚，能为偈颂，劝人念弥勒佛号，遇夜燃香，愚民信之，遂作乱。蕲州有徐真一，本湖南人，姿状庞厚，以贩布为业。一日浴于盐塘水中，身有光怪，妖彭之众推立为帝，以据汉沔。栾城有韩山童，诈称徽宗九世孙，起徐州，其倡言亦云弥勒佛下生，以红巾为号。未几讨诛之，其党毛会、田丰、杜遵道等复奉其子为主寇，掠汝颖、淮泗之间，遂陷汴梁，称帝，改姓韩，国号宋，改元龙凤。一云至正十五年乙未，刘福通等自砀山夹河迎韩林儿为小明王，都亳州，改元龙凤。岂林儿即山童子耶？审尔至正二十六年，乃龙凤十一年也，明年我太祖称吴元年，又明年改洪武元年。刘福通先为张士诚将吕珍所杀，檄中所谓掠我边氓者，盖指此；诱我叛将，当是指诸暨谢再兴也。
按：张士诚，本泰州白驹场人，兄弟三人，士德、士贵以行称九四、九五、九六。先是，中原上马贼剽掠淮、汴间，朝齐暮赵，元不能制。士诚为盐场纲司，牙侩以官盐夹带私盐，并缘为奸，然资性轻财好施，甚得其下之心。当时盐丁苦于官役，遂推为主，据高邮，以叛元命。脱脱讨之，师号百万，声势甚盛，众谓平在晷刻。及抵城下，毛葫芦已有登其城者矣，疾其功者曰：“不得总兵官命令，如何辄自先登？”召还。及再攻之不下，会脱脱贬，师遂溃叛。乙未，士诚泛海，以数千人陷平江。一云，自福山港济，由常熟以入，海运遂绝。后元力不能制，以诏招之，累官至司徒，自号成王，改元天佑，据有平江、嘉兴、杭州、绍兴五路之地，凡十年。
初脱脱之总师南伐也，丞相亚麻谗之谓：“天下怨脱脱，贬之，可不烦兵而定。”遂诏散其兵而窜之，适驻高邮师，遂大溃，而为盗有。先是，脱脱有弟野先不花，为中台御史大夫，董师三十万南伐，兵败汝宁，脱脱匿其罪，反以捷闻，西台弹劾，脱脱奏：“台宪不许建言，违者坐罪。”天下事遂不可为矣。亚麻矫诏鸩杀之后，亚麻事觉，亦杖死。
陈友谅者，本沔阳人，为县帖书，及从为盗，弟兄四五人好兵而狡。庚子岁，遂杀其君徐贞一，称帝于采石五圣庙，僭号曰汉，改元大义。我太祖亲征之，大战鄱阳，前后八十余日，友谅兵败，中流矢死。其下复立其子理于武昌，改元德寿。进兵攻围，一年，理出降。
欧阳文忠谓：“余尝患文士不能有所发明，以警未寤。”而好为新奇以自异，欲以怪而取名，如元结之徒是也。至于樊宗师，遂不胜其弊矣。宗师，今世所传绛守居，园池记之外，别无文字。往年，绵州金检讨皋鹤卿，惠予一碑，与园池之作颇类，文章至此，诚弊矣。元次山有集，予尝借抄于王文恪公守先生家。同年，湛元明刻之岭南，简质古朴，如中兴颂，则典严法度矣。欧公尚犹叹之，使公在，今日又当如何为叹耶？
漏水之制，以铜作四柜：一、夜天池，二、日人池，三、年壶，四、方分壶。自上而下，一层低一层，以次注水，入海浮箭，刻分而上。每刻计水二斤八两，二箭当一气，每气率差二分半，四十八箭，周二十四气。其漏箭以百刻分十二时，每时八刻二十分，每刻六十分，初初、正初各十分，故每时共五百分，十二时总计六千分，岁统二百一十六万分，悉刻之于箭。以今尺度箭之，刻分尺之一分准刻之十分，初初、正初如尺之一分，初一、正一如尺之六分，此其大略也。议者谓：冬寒水涩，不能如法流行，近有以铁丸圜转代流水者，亦一法也。又元朝立简仪，为圆空一间，平置地盘二十四位于其下，屋背中间作圆窍以漏日光，可以不出户而知天运，此与日晷之用正同，才可施之晴昼尔。此外，别有灯漏、沙漏，色目人又有玲珑仪，皆巧制也。
宋章楶知渭州，请城葫芦河川以逼夏，朝廷许之。遂合熙河、秦风、环庆、挪延四路之师，阳缮他砦数十以示怯，而阴具版筑守战之备，筑二砦于石门峡江口好水川之阴，凡二旬有二日，城成，名曰平夏城灵平砦。章惇因请绝夏人岁赐，而命沿边相继筑城于要害，进拓境土凡五十余里。由是，夏人遂衰。按：范文正公亦城大顺，御戎之法，此为策上。予意今河套之地，仿而为之，宜无不可。如辽东二十五卫之役，当为永利，若先城花马池，以次或可修举也？
石城满四，名俊，人以满四呼之。其先，元末有满氏把丁者，雄长西陲，国初款附，太祖高皇帝斥平凉固原荒地俾之耕牧，入隶版图，以骑射猎逐为利，号满家营，生聚日蕃，有众数千人。成化元年，遂据石城以叛，石城四面陡崖深沟，极险固，俊以火四、火能为腹心，马冀、南斗为股肱，咬歌、保歌为爪牙，满能、满玉为羽翼。先是，掘地得行元帅府事铜印，以是部署帐下，而反势甚猖獗，命都御史项公忠、马公文升讨平之。马自有记。
地网，吴璘作于天水、长道二县之间，于平地凿渠，每渠八尺，深丈余，连绵不断，如布网然，以碍虏骑，亦能制胜。湖州士人仰臣，字思忠，喜谈兵，尝与余议以铁作三矛钻，刺地如锺散列，以陷马足，予为名之曰上钻。
山西三关比诸边为弱，一被虏患，当事者皆甘心得罪，势不得不然也。若蒙恬之累土为山，植榆为塞，因地形制险，最为上策。近有裁桠之法，尤便易于榆。按：古人之成法可用于三边者，若赵充国之屯田；李牧用军市之租，日椎牛享士；赵奢为将所得赏赐，尽与军吏；魏尚守云中，出私养钱以享宾客、军吏，皆要策也。夫谓之宾客所该甚广，凡游说探谍之人，皆是宋田锡，亦谓厚赐将帅使之赏用足充供亿。若在今日，能使将帅不克减军士，抑亦可矣。
吕申公晦叔当国时，尝籍记人才已用、未用姓名、事件，当行、已行条目，谓之掌记。阅之前辈云：“我朝杨文贞公士奇当国时，亦有手摺子书知府已上名姓，怀之袖中，暇即展阅。”
予昨记后唐明宗与我太祖加耗，以为仁政。按：周世宗显德中，每石与耗一斗，此出之于官，以资转运，非谓取之于民也。胡致堂论之曰：“受挽而取耗，未尝为耗用直，多取以实仓廪耳。”又谓：“不宜取而取者，省耗是也；当与而未尝与者，漕运是也。”其意善矣。我太宗定鼎燕都，转漕江南，较之汴宋，其费宜倍。今运军给耗，每石已至三斗余，而漕政疲弊，盖有两端：京通交纳监督者太多，运官部领刻剥者至巧。东坡知杨州，上言谓：“祖宗以来，通许纲运，揽载物货，既免征税，而脚钱又轻，故物货流通，缘路虽失商税，而京师坐获富庶。”按：此事想古所不禁，若今日更有法以通融之，亦漕运之一利也。
司马温公《救荒疏》谓：“富室有蓄积者，官给印历，听其举贷，量出利息，候丰熟日，官为收索，示以必信，不可诳诱。”按：此今日救荒之上策，要在得人行之，胜于官粥赈济多矣。
自古典籍废兴，隋牛弘谓：“仲尼之后，凡有五厄，大约谓：秦火为一厄，王莽之乱为一厄，汉末为一厄，永嘉南渡为一厄，周师入郢为一厄。虽然，经史具存与孔壁，汲冢之复出，见于刘向父子之所辑略者，为书凡三万三千九十卷。孔氏之旧，盖未尝亡也。至隋嘉则殿，乃有书三十乙万卷，可谓富矣。桠顾言等之所校定，才七万七千余卷，则是重复猥杂，张其数耳。《七略》之外，所增才倍之，而诸史群撰具焉。南朝盛时，梁武之世，公私典籍七万余卷，尚有重本，则传世之书惟存旧数而已，散亡之极，犹不失万卷。唐世分为四库，开元着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魏晋所增与释老之编，杂出其间，亦不过三万余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自是日有所益矣。安史乱后，备加搜采，而四库之书复完。黄巢之祸，两京荡然。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余卷。自后，削平诸国，尽收图籍，重以购募。太平兴国初，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固半实尔。庆历《崇文总目》之书三万六百六十九卷，校之《七略》，顾有不及，参互乘除，所亡益者何等书耶？洪容斋谓：”《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书。“十亡八九，而姚铉所类文集亦多不存，因以为叹。然经史子集之旧，宋亦未尝阙焉。宣和访求，一日之内三诏并下，四方奇书由此间出，见于着录者溢出三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以充馆阁。高宗渡江，书籍散逸，加意访求。淳熙间类次见书凡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其数虽过于《崇文》，而新籍兼之。至于绍定之灾，而书复阙矣。元氏亦有储蓄，至我朝文献日新。今秘阁所有者，多宋元之旧，间有手抄。予初入馆，时见所蓄甚富，若《文宛英华》大书尚有数部。正德间梁厚斋在内阁，援用监生入官，始以校正为名，而官书乃大散逸于外矣。为之浩叹，因记历代故实于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