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唐太宗性急，其召马周于常何家，未至间遣使者四辈敦促，以此见其性之急也。太宗自以三王以来，拨乱之主莫已若，故轻天下士（见《虞世南传》），自谓朕为人主，兼行将相事（见《张行成传》）。为立太子，投床取佩乃自向（见《长孙无忌传》），刑坐入者无辜，坐出者有罪（见《刘德威传》），唐失驭臣之术矣。代宗之于元载，纵之至于已甚，乃赫然发怒，加以大戮，妻子并死，又发其祖父冢，剖棺刑尸。若能驭之于初，岂至是欤。

按《张镐传》：肃宗引浮屠数百居禁中，号内道场，讽具闻外，镐以为未闻区区佛法而致太平。唐室下衰，拨乱之主愿只如此尔。

汉文帝封宋昌为壮武侯，唐太宗作《威凤赋》赐长孙无忌，可观其量矣。

《唐太宗本纪》：“太宗于建义以来，交兵之处，各为碑铭以纪功德。”吾以此见太宗所存之浅也。宪宗欲从中官吐突承璀之言，于安国寺立圣政碑，李绛深陈其不可，宪宗从之。杨髟诠偾灏祝吏请立石纪德，髟唬骸笆乱嬗谌耍书名史氏足矣。碑颂者，徒遗后人作舳∈耳。”隋泰王俊卒，王府僚佐请立碑，文皇亦曰：“欲求名一卷史书足矣，何用碑为若子孙不能保家，徒与人作镇石耳。”

待士大夫有礼，莫如本朝。唐时风俗，尚不美矣。《张加贞传》：姜皎为秘书监，至于杖死。《张九龄传》：周子谅为监察御史，以言事杖于朝堂。代宗命刘晏考所部官吏善恶，刺史有罪，五品已上系劾，六品已下杖然后奏。玄帝时，监察御史蒋挺坐法，朝决于朝堂。张廷圭执奏御史有谴，当杀之不辱也。士大夫服其知体。

汉亦轻杀人矣，有秦之遗风。主父偃以受诸侯金劫齐王自杀，武帝始欲勿诛，而公孙弘争之，遂偃族。夫始则以为不诛，至于诛也，止其身可也。而遽灭之，是汉之习于轻杀人也。

《杜周传》：周为廷尉，廷尉及中都官诏狱逮至六七万人，吏所增加千有余万，此武帝时也。《唐旧史万国俊传》：则天时国俊往广州投流人，一杀三百人。则天喜，擢授朝散大夫肃政台御史，仍遣五使，分诣诸道鞠流人。所遣之人见国俊盛行残戮，得加荣贵，乃竞以杀人为事，惟恐后之。刘光业杀九百人，王德寿杀七百人，其少者咸五百人。不杀狄仁杰，而容苏安伯，此见武后之矫情能忍也。

旧史《张易之传》：朱敬则之谏，大为丑讦，而则天劳之，赐彩百段。至于戮害诸李、自戕其子以恶其母，故公主幽闭至年四十不嫁，以配当上卫士。其悍鸷亦无比焉。

灵帝之时，可谓大乱极否之时矣。然传变斥言中官弄权，而帝识其忠。廷拆崔烈可斩而帝从其议，虽权贵恶之，不过为汉阳太守耳。

光武时，尚书令甚卑。申屠刚未有官，征为侍御史，迁尚书令，以直谏失旨，出为平阴令，乃其证也。肃宗时，尚书令甚重。郅寿自冀州刺史三迁尚书令，帝擢为京兆尹，乃其证也。

唐重内官，见《倪若水传》。玄帝时天下久平，朝廷尊荣，虽自公官擢为方面，皆自谓下迁。若水为汴州刺史，见班景倩入为大理卿，饯于郊，谓之登仙，恨不得为驺仆。至德宗时刺史月俸至千缗，方镇所取无艺，而京师禄薄，自镇方入八座，至谓□权。薛邕由左丞贬歙州刺史，家人亻艮降之晚。崔谈ξ吏部员外郎，求为洪州别驾，使府宾僚，有忤意者荐郎官，当迁阁台者皆以不赴取罪，故李泌以为外大重内大轻。

东汉之定民籍，颇若劳扰，今之造户口簿却不如此也。按《后汉江革传》：“每至岁时，县当按比，革以母老，不欲摇动，自在辕中醵页担不用牛马，由是乡里称之曰江巨孝。”注云：按验以比之，犹今貌阅也。夫人而阅之，至于妇人之老者皆行，则劳扰可知矣。

汉时妇人封侯，萧何夫人同封僈侯，樊哙妻吕须封临光侯是也。晋时妇人有谥，虞谭母卒谥曰定，柏温母卒谥曰敬是也。妇人有称卿之例，山涛谓妻曰：“我后作三公，但不知卿堪公夫人否”杨素妇郑氏性悍，素忿之曰“我若作天子，卿定不堪作皇后”是也。按《晋令》，升朝官皆封妻为县君，不甚以为贵，以其多也。按《晋外戚传》：杜缕夼崾希恭皇后之母，以后之贵，封高安乡君，孝武追崇为广德县君，晋时县之贵如此。

汉时射策、对策，其事不同，《萧望之传》注云：“射策者，谓为难问疑议之书于策，量其大小，署为甲乙之科，列而置之，不使彰显。有欲射者，随其所取得而择之，以知优劣，射之言投射也。对策者，显问以政事经义，令各对之，以观其文词定高下也。”晋良吏潘京为州所辟，谒见问策，探得不孝字，刺史亏曰：“辟士为不孝耶”答曰：“今为忠臣，不得为孝子。”亦射策遗法耳。

《新书唐传》：永淳中，突厥围丰州，崔智辩战亡。朝廷议弃丰州、保灵夏。休干鲜枵之，以为丰州控河遏寇，号为襟带，土田良美宜耕牧，秦汉以来，常郡县之，隋季丧乱，不能坚守，乃迁就宁庆，始以灵夏为边，唐乃募大实之，西北一隅得以完固，今而废之，则河傍之地，复为贼有矣。高宗言至于今日，灵夏又在虏中。举此观之，中国之地比唐削矣。

古之人君，即位一年则为棺，至汉预造陵。《晋索传》：“汉天子即位一年而为陵，天下贡赋，三分之一供宗庙，一供宾客，一供山陵。”武帝享年长久，茂陵不能容物鸟，而文帝又自作庙矣。所谓顾成庙、德阳宫之类是也。古之天子七月而葬，汉则异此。文帝自崩至葬凡七日，景帝自崩至葬凡十日，武帝自崩至葬凡十二日，惟哀帝最久，亦止于一百五日而已。文帝后七年五月己亥崩于未央宫，乙巳葬霸陵，是崩后七日便葬，何其速也。丁未太子即位，是文帝崩后九日，葬后三日，太子方即位，又何缓也。

今之兴师讨虏之费，疑不若汉之多也。按《前史贾捐之传》：“伐羌一年，兵出不逾千里，费四十余万。”《后汉段频传》：“频上言云：永初中，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四十亿。永和之末，复经七年，用八十余亿，费耗若此，犹不诛尽。频又因讨羌上言云：本规三岁之费，用五十四亿，今通期年，所耗未半，而余寇残烬将向殄灭。”又按本传：“颖后平羌费四十四亿也。”今之与夷狄最多者，岁才百万尔，亦不若汉之多也。按《后汉袁安传》：“窦宪以塞比地空，欲立降人为北单于，而安上封事争之云：且汉故事，供给南单于费直岁一亿九十余万，西域岁七千四百八十万。今北庭弥远，其费过倍，是乃空尽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

《杨仆传》：“士卒暴露，连岁为朝会不置酒。汉以伐羌之师在外，乃为之不置酒，其恤士卒仁心如此。”《梁冀传》：“桓帝诛冀，收其财货以充王府之用，减天下租税之半，散其苑囿以业贫民。”夫桓帝，季末中才之主也，尚能以民为心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