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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而及之,任何一种好的制度,都要结合当地当时的实际情况,做出相应的调整,绝不能生搬硬套。譬如时下讨论热烈的关于废除死刑的话题,我很怀疑是否适合现今的中国,在我所能看到的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是绝对反对废除死刑的。当然,应该加强死刑审判的监督复查力度。
扯远了,回到《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来。钱穆先生在政府组织部分特别阐述了中国古代皇权与相权的分立问题,竭力证明“皇帝专制”一说之误,不详谈了,总之在这一问题上小子我不怎么认同钱先生的观点,钱先生仿佛只是在阐述“应该如何”,而忽略了“实际如何”。关于这个问题,同时参看黄仁宇先生《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关于王安石和唐太宗的章节,当会有另一种观感。
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一书第五讲专论清代,迎头痛批其“部族政权”之下的“法术”和“私心”,言辞是相当激烈的,大约与那一代人革命排满的情绪有关。梁漱溟先生的《中国文化要义》第十一章对所谓“部族政权”也有言及,他的结论是,满清部族并未构成阶级统治;满人统治汉人,还是汉人统治满人,“不亦甚难言乎!”
最近常读钱穆先生和吕思勉先生的着作,发觉此二位先生性情恰成对照。钱先生是个性情中人,可以怒发冲冠,投笔从戎,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因而着作中感情色彩比较浓重;吕先生呢,正是个温文尔雅、刚正不阿的书生,从不将主观好恶表现在文章中,永远是那么冷静而富于条理,如果他是一个古代的史官,一定是秉笔直书的董狐,虽手无缚鸡之力,但骨子里那种刚强和坚毅,非常人所及。
读其书思其人,青灯为伴,悠然入梦。
毕明迩:关于钱穆先生的《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九月三日《人民政协报》上有一篇评介钱穆先生《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的文章,读过之后,我去把这书再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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