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生活》

第145章 督陕(8)

实业和教育方面,我完全是个门外汉。但是我知道二者的重要,因亦在可能范围提倡之。我屡次召集当地各界的领袖谈话,鼓励他们改良现状,发展将来。凡我力之所能,必从旁辅助之。那时陕西学校都贫困难支,我将督署公费的一半扩充各校的经费,虽然杯水车薪,然而与必要设备和优良教师的增加上也不无小补。各校学生我最喜与之接近,常常集合起来,把我所见所感的进德修身的道理,累举实例,谈给他们听。我以为学识固然重要,而人格的修养尤为不可漠视。学识好的人,若用之不得其道,则又往往为恶益甚。曹汝霖、章宗祥都是学贯中西的人物,但结果却都做卖国害民的事。又,青年学生处境简单,意志未经磨练,往往在学校时正直不苟,热血精诚,可是一置身社会,在汹涛骇浪中浮沉数年,便意气消尽,同流合污。这是我多年来看得最多,见得最深的一事。我常反复言之,使他们知所警惕。除了官兵和学生而外,最常接近的就是地方的正绅,我和他们立下深厚的友谊。此不但所以增益我自己的学养,亦所以收“广征博采”之用。那时陕西众望所归者,为二李、二郭、二宋,还有李仲三先生和一位毛举人。所谓二李,即李宗特先生兄弟,二郭,就是郭希仁和郭芝生先生,他们的学问都是最切实际最能实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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