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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读书千篇以上，万卷以下，读得很流畅，很熟练，能分析确定章节和断句，并以教授做老师的是通人。能够发挥古书意思，灵活引用古书词句，能上书奏记，或者提出见解和主张，串连成篇写成文章的是文人、鸿儒。努力好学，见识多，记得牢的，世上有很多；着书写文章，能说古论今的，万人中没有一个。然而能着书写文章的，是知识渊博精通而能运用的人。进山里看见树木，是长是短没有不知道的；到野外看见青草，是粗是细没有不了解的。然而不会砍伐树木用来作房子，采集百草用来配方调药，这是知道草木而不会运用。通人见识广博，却不会用它来论述事情，这叫藏书家，就是孔子所说的那种“能背诵《诗经》三百篇，把政治事务交给他，都干不了”的人，这跟那些见过草木不会采伐运用的人，是同一回事。孔子拿鲁国编年史来写《春秋》，等到他创新立义，赞赏和贬责一番，就不再沿袭鲁国编年史，而是经过深思熟虑自然从胸中产生出来的了。大凡重视通人，是看重他们能运用学到的东西。如果他们仅仅能熟读，读诗读经，即使是千篇以上，也是鹦鹉能说话之类。能引申古书上的意思，写出美好的文辞，没有卓越的才能，是不能胜任的。能通读的人，世上到处有；能着书写文章的人，历代却少得很。近代的刘子政父子、杨子云、桓君山，他们就象周文王、周武王、周公一样同时出现在同个时代；其余仅有而已，往往如此，譬如珍珠宝玉不可能多得，因为它们珍贵。
因此能讲解一种经书的是儒生，能博览古今的是通人，能摘引传书来写报告提建议的是文人，能精心思考写文章连结成书的是鸿儒。所以儒生超过一般人，通人胜过儒生，文人超过通人，鸿儒又超过文人。因此，鸿儒是所谓超而又超的人。以罕见的超人，去跟儒生相比，等于拿高贵华丽的车子跟破车相比，拿精致华美的丝绣跟旧袍相比，它们之间相差太远了。如果跟一般人相比，即使拿泰山顶比山脚，拿长狄人的颈比脚掌，也不足以说明。山丘以泥土石头为主体，山中要是有铜铁，就是山上罕见的东西。铜铁虽已罕见，有时还会挖出金子玉石。鸿儒就是世上的金玉，罕见又罕见。
才能突出还有突出的，他们才能相互超越但总有高低之分。儒生托名在儒门，远远超过一般人。可是有的不能讲解一种经书，教诲后代子孙；有的却能率引众多学生，讲解透彻内容丰富，能称作通晓经书。有的不能写完一份公文，提出一种主张；有的却能陈述国家政治得失，提出适宜的建议，而且言论符合经传，文章如星月一般灿烂。他们象谷子云、唐子高一样优秀，能在报告和意见书上引经据典，却不能连结起来写成文章；有的能把古今事选取排列出来，把往事记载下来写成书，象司马迁、刘子政这些人，累积材料编成篇目，文章数万言，他们远远超过谷子云、唐子高，然而是沿袭以前现成的记载，没有自己心中的创造。至于陆贾、董仲舒评论国家大事，随心说出，不凭借外在条件，然而却内容浅显易懂，读者还叫它传记。阳成子长作《乐经》，杨子云作《太玄经》，都是在精心思考后创造出来的，所以能穷尽深远难见的大道理，不是接近圣人的才能，是不可能写成功的。孔子作《春秋》，阳成子长和杨子云二人作《乐经》和《太玄经》两经，真称得上高明地遵循着孔子的足迹，宏大精美有与圣人相提并论的才能。
王公子向桓君山打听杨子云。桓君山回答说：“汉朝建立以来，没有谁能超过此人。”桓君山区别人才，可以说是符合人才高下的实际情况。采玉的人心比玉还美，钻龟的人智比神灵。君山能区别儒生的才能，排列出他们的名次，可见比所排列的人贤能。他又作《新论》，评论社会上的问题，辩明是非，虚假的话语，虚伪的文词，没有不被证明确定的。在那阳成子长、杨子云等兴论立说的人当中，桓君山算是头一个了。从桓君山以来的那些文人、鸿儒都具有博大精深的才能，所以有美好的文章。他们动笔能写文章，用心能谋划，文章从心中出，思想用文章来表明。观看他们的文章，非同一般卓越超群，真称得上精辟的论述。这样说来，文章写得多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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